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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手良方:中醫的後殖民艱難歷程[精裝]
    出版日期:2026-11-29
    ISBN:9786267944509
    參考分類(CAT):教育學習
    參考分類(CIP): 醫藥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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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內容簡介

    儘管中醫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治療傳統,卻在與現代生物醫學的碰撞中飽受威脅,因而引發中醫內部的劇烈變革。本書講述中國的中醫師如何應對生物醫學的全球主導地位,並發展出新的醫術,以使其臨床實踐在當代中國社會中保持其價值。

    本書透過廣泛的民族誌描述和歷史研究,記錄了中醫師在應對後殖民時代中的權力不平等時,採取兩種看似矛盾的行動:一方面,強調自身正在實踐獨特的「中國」特徵,並將其與生物醫學的優勢區分開來,在兩種醫學體系之間製造出一種本體論上的鴻溝。這種對立往往會使中醫邊緣化,讓中醫看似只有在生物醫學束手無策時,才能在臨床情境中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醫師也找到融合兩種醫學實踐的契合點,並解決許多棘手臨床問題。

    作者探討後殖民脈絡如何不僅造就了宰制,也催生出混種式創新。例如,如今被譽為中醫精髓的「辨證論治」臨床方法,實際上是二十世紀的產物。當它被置於醫院的制度化框架下時,便可能使中醫變得貧乏。然而,在醫術精湛的醫師手中,它卻能成為連結現代醫學與中醫的動態工具,達到意想不到的臨床療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艾理克(Eric Karchmer)
    醫療人類學家,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士、北卡羅來納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已從事中醫研究約三十年,在美國進行中醫臨床工作已有二十五年。研究領域為醫療人類學、科技與社會研究、後殖民主義。合著有The New Invitation to Anthropology(第五版)。


    【譯者簡介】

    楊慧宇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法學博士。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密西根州立大學訪問學人,現任南京資訊工程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醫人類學、公共衛生治理。譯有《中醫在當代中國——多元與綜合》等書。

    序
    導論(摘錄)

    百年後的中醫會過時嗎?

    後殖民主義框架不僅有助於理解兩種醫療體系之間存在的權力不平等,也有助於引導我們了解中國對中醫存在的深刻矛盾態度。這些態度從極端厭惡和懷疑,到民族主義的擁抱和頌揚,但它們都反映了中醫在地緣政治上的弱勢地位。這些複雜的情感促成了中醫師在開展臨床工作時必須駕馭的獨特社會脈絡。

    就我個人來說,我對研究過程中遇到的這些對中醫的激烈態度毫無準備。也許我是一個典型的年輕人類學家,對這種看似異國情調的醫學充滿浪漫情緒。我相信,即使我最初的熱情是天真的,它也不是沒有根據的。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令人興奮的新發展給了我靈感。中醫的基礎及其無所不在的陰陽哲學,五行、臟腑系統和經絡的深層關係,對我來說,是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其1988年的宣言〈情境知識〉中所呼籲的一種基於局部視角(partial perspectives)的女性主義科學。當中,哈洛威認為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問題―「白人資本主義父權制」―與現代科學中未經檢驗的、全面的客觀性主張密不可分。透過接受另類(alternative)觀點,對歷史上弱勢群體的「局部視角」持開放態度,科學可以變得更加包容,並且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權力不平等可以被挑戰(Haraway 1988)。當我開始研究時,我曾預期在中醫界找到一種強而有力的抵抗政治,即使執業者缺乏哈洛威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工作。我以為自己正加入一個由醫師和學者組成的另類共同體,他們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多元化的世界。

    相反地,我遇到的是我在中醫領域的新同事的普遍矛盾心理。我的同學和老師都不是激進分子;他們通常不關心「白人資本主義父權制」。許多同學認為,中醫的語言、概念和原理對他們來說可能和對我來說一樣陌生。他們所受的高中教育的重點是「數理化」―對現代科學基礎的通俗說法―而不是「文史哲」(這些學科更可能與中醫學習等同或相關)。令我驚訝的是,即使是最優秀的學生對中醫也往往不是特別熱情。一位同學在我們班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這是重要的榮譽,使她獲得了她選擇的碩士專業的保研資格。她在畢業後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她更喜歡西醫的直白邏輯,因為她無法「掌握中醫的思維方式」。

    有時,矛盾心理會滑入深深的悲觀情緒。我的朋友賴立里是北京中醫藥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但由於她的經歷而變得激進。她非常直白地向我表達她對中醫的失望,她覺得被大學騙了,渴望改行,也許是人類學。雖然她對所受的訓練有一定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管理自己的個人健康方面,但她決定永遠不從事臨床醫學。在北京中醫藥大學的早些年,我記得我和賴立里以及她以前的同學就中醫的未來進行了很多對話,這些討論幾乎總是令人沮喪。對於這群年輕的畢業生來說,中醫前途未卜。該行業即使沒有倒退,也停滯不前。這個領域面向過去,面向很久以前的經典文獻和偉大醫師,但科學和醫學正在以勢不可擋的速度前進。年輕的醫師專注於了解西醫的最新發展,而不是掌握中醫的手藝。或者像這群人,他們只是想徹底離開這個行業。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希望中醫與全球生物醫藥機構競爭?

    幾年後的2001年,一份健康雜誌發表研究長文〈孤獨的百年中醫〉,體現了這些對話的末日情緒(apocalyptic spirit)。我引用該文一些標題,以幫助捕捉我在研究過程中經常遇到的悲觀情緒。我在很多場合都聽過這些表述:

    一百年後,中醫還會存在嗎?
    過去幾十年中,我們沒有培養出什麼真正的中醫。
    對於真正想學習中醫的人來說,無門可入,無路可走。
    我們是中醫的最後一代。
    教科書越來越差。
    老師們自己都不相信中醫。
    一個人的數理化越好,他就越不可能接受中醫。
    在科學化的名義下,中醫正在自我毀滅。(郝光明2001)

    該作者訪談很多領域內的頂尖醫師(其中一些我後來也有幸親自訪談),也確實捕捉到了中醫界的擔憂情緒。如果二十世紀生物醫學的進步在二十一世紀繼續下去―為什麼不會呢?―中醫作為一種臨床實踐,就會透過達爾文式的選擇過程被淘汰;一百年後,它就會過時。

    雖然我從未和這些朋友直接討論過哈洛威「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倫理上的亮點,但是他們對這個概念會是何種反應,我是毫無懸念的(我毫無疑問他們會對其不以為意)。正是中醫的「情境」(situated-ness)讓他們如此擔憂。這些年輕的畢業生成長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現代科學所謂的普遍知識在當中被認為是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和建立偉大國家的集體願景的關鍵。正如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中醫師渴望所謂的科學客觀性、理性和普遍性,因為他們認為中醫缺乏這些特質。醫師渴望力量,他們並不排斥西醫,他們欣然接受,他們對批判科學並不感興趣;相反地,他們想效仿科學。證明「中醫『也』是科學的」非常重要,否則就會完全放棄它。

    自2010年代以來,中醫的人氣出現了有趣的激增,但對地緣政治弱勢的焦慮同樣也形塑了這些新的熱情火花。這種轉變與習近平有關,他於2013年上台,很明顯是中醫的支持者,經常在公開演講中加入中醫的表述,將對疾病和治療的經典文獻轉化為對社會弊病和糾正這些弊病所需政策的樸實分析。儘管前幾屆政府與中醫的關係含混不清,目前的政府則渴望將中醫作為其「軟實力」議程的一部分,以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實施新的投資計畫,如「一帶一路」倡議,也被稱為新絲綢之路。

    2018年6月,我受邀在人民衛生出版社主辦的「國際中醫文化傳播大會」上發言,見證了人們對中醫的一些新興趣。參與者包括當地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在國外執業的中醫師,以及少數外國中醫學者。許多中國的與會者詳細介紹中醫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情況,並分享他們作為教師和執業者在這些領域的經驗。鑑於會議的主題,這並不奇怪,但這些發言的強烈民族主義論調讓我感到驚訝。大多數中國的與會者清楚地將他們的工作視為更大的全球戰略一部分―正如當中一些人所提到的,一條新絲綢之路―以在海外傳播中國的影響力。有些人公開使用「征服」這個詞。對於出版社來說,這次會議呈現出商業機會及政治機會的混合。他們慷慨地主辦這次會議,為所有17名國際參與者支付了旅費。為期兩天的會議以一位出版社董事會成員20分鐘的演講開始,並隨後與瑞士和阿根廷的中醫協會簽署兩份協定備忘錄,以及戲劇性地展示新的中醫翻譯出版品。後面這兩件事伴隨著振奮人心的音樂、大批攝影師,以及一群盛裝出席的媒體員工。

    我在1990年代還是學生時,這種官方對中醫的熱情的展示是難以想像的。若想知道它會對行業或公眾輿論產生什麼影響,現在還為時過早。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對中醫的積極和消極情緒,仍然與中國在當前世界秩序中的地緣政治地位密切相關,而中醫的真理性仍然是令人擔憂和懸而未決的。我們必須記住很重要的一點是,這種認識論上的進退兩難也根植於習近平時代之前的數十年;在這數十年間,官方政策對中醫的熱情要少得多。

    金.泰勒(Kim Taylor)認為,中醫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將中國轉變為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更大議程一部分。現在中醫在國家醫療體系中具有相當大的作用,這主要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其支持者積極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中國政治領導人全力的支援接納(Taylor 2004)。這種官方曖昧的支持態度有很長的歷史,最近一次的公開表現是在2006年,當時一些對中醫持公開批判態度的人,如張功耀和方舟子,在中國新生的網路社群組織一場公眾運動,要求將中醫從國家醫療體系中剔除。對這些反對者來說,中醫是偽科學、是醫療體系的污點、是對民族自豪感的侮辱。幾個月來,政府幾乎沒有對這場運動作出官方回應;直到運動領導人開始蒐集簽署請願書,政府才採取行動禁止網路請願,並遏制網路對這場運動日益增長的興趣(張功耀2006;方舟子2007)。

    儘管我開始中醫研究時希望體驗一種解放、女性主義式的科學,但我發現一個麻煩卻可能更重要的現象:一群醫師和學者正在努力應對自己的後殖民困境。本書沒有為後殖民主義問題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是,如果要在我們這個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接納傳統知識,如果要尋求路徑擺脫數百年帝國建構遺緒,進而超越這個世界中持續存在的權力不平等,那麼當代中醫師的抗爭和他們對精湛技藝的追求將是通往未來的寶貴指南。

    兩個名字

    本書致力於概述中醫面臨的後殖民困境,以及他們在應對後殖民困境時所進行的創新。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支配的簡單故事,因為不平等的力量也產生了融合和變化。為了解釋這兩個過程―支配和改變―是如何在後殖民時代的中醫困境中運作,有必要從一個似乎太明顯而不值得關注的區別開始―名字。中國有兩種主要的醫療實踐形式,在中國被稱為「中醫」和「西醫」。這兩個名字出現在歐洲醫療實踐傳播到中國的二十世紀初,並且在共產黨時期(1949年以後)被確立為這兩種醫療實踐的官方名稱。

    重要的是,中國的兩種主要醫療實踐現在是透過地理標籤進行區分的。十九世紀之前,醫學只有一個詞――「醫」。在中國,它廣泛地指源自文字傳統或與其有關的醫療實踐,該傳統可以追溯到漢朝(西元前206年—西元220年)及之前的醫學著作。歷史上,「醫」以多種方式被定性,例如透過執業者的社會地位,來稱為「儒醫」、「太醫」或「世醫」(即世傳醫師的一部分)等(見Andrews 2014, 9)。在帝制晚期,「醫」的概念可以透過大概的地理特徵而調整。如「東醫」,可能指的是韓國和日本的行醫風格(Suh 2017)。某些醫學系譜與特定的地區聯繫在一起,例如晚清和民國時期出現的孟河醫學(Scheid 2007)。然而,在這些所有的表述中,「醫」仍然指的是一個由共同的文本和傳統構成的系譜,即一個實踐家族(family of practices)(維根斯坦 2009[1953])。

    在共產中國,「中醫」和「西醫」這兩個詞標示著中國醫療實踐的二分。這兩個詞都意味著曾經存在於中國的醫療實踐多樣性的顯著衰減,以及兩種醫療實踐形式之間加劇的分歧。為了理解這兩個名字所代表的變革,可參考吳章(Bridie Andrews)和雷祥麟關於此一變遷發生之前的民國時期(1911-1949)醫學實踐方面的傑出著作。吳章根據二十世紀早期著名中醫裘吉生的觀察,描繪出1915年左右紹興市存在的醫療多元化現象―這在當代中國是難以想像的。裘吉生觀察的主要群體之一是「中醫」醫師,他將之大概分為十幾個專門類別。這些類別與各種「神醫」形成對比,如「問卜」、「鬼眼」、「悟婆」等。其他宗教和儀式實踐也出現於列在「家醫」名下的許多活動中。裘吉生進一步區分出被稱為「江湖醫」的遊醫,包括「過路郎中」、「擺攤郎中」、「消牙蟲」、「草藥擔」、「虎皮客」等。裘吉生將和政府及慈善機構有關係的醫師―主要是中醫―描述為「官方」或「半官方」的醫師。此外,裘吉生的記述中也提到「西醫」。這些西醫診所通常由一兩人經營,主要位於城市,治療或處理輕微的外科疾病。一些在日本接受訓練的西醫被視為「東醫」(Andrews 2014;裘詩庭 2006,8-18)。

    雷祥麟根據著名西醫龐京周在1933年出版的著作,描述在上海更為混雜的醫療實踐。龐京周的描述包括一份非常吸引人的圖表,涵蓋43種不同的門派和協會的醫療從業者。毫不意外的是,鑑於上海的殖民歷史,西醫扮演的角色比裘吉生的早期描述要顯著得多。
    目次

    中文版序
    圖表目次

    導論
      一次臨床際遇
      後殖民主義的框架
      雙重真理
      百年後的中醫會過時嗎?
      兩個名字
      三種二元論
      兩種讀者
    第一章 國家的效能
      判定權
      民國時期的急性病
      爭議的歷史
      中西醫的人數
      私人診所的影響
      知識傳承的連續性
      與國家相遇
      共產黨時期的急性病和慢性病
      一個轉捩點?
    第二章 身體的地理學
      邊界上的焦慮
      關於解剖學
      一個身體還是兩個身體?
      捍衛中醫的身體
      中醫對於神經的定位
      地理想像與身體
      優勢與劣勢
    第三章 虛弱的身體和診斷問題
      虛弱的身體
      溫和的危險
      正統的問題
      診斷問題
      重新定義「證」
      診斷上的臨床實驗
    第四章 新教材,新醫學
      「辨證論治」的兩個歷史
      透過學徒制學習
      塑造共識
      編寫教科書
      「辨證論治」的雙重模式
      第一種模式:以「證」為中心的「辨證論治」
      第二種模式:以「病」為中心的「辨證論治」
      中西醫結合和第二版教科書
      典範轉移及油漬
    第五章 邊緣化的中醫
      中醫病歷紀錄
      雙重診斷
      疾病優先
      最後到來的中醫
      雙重療法
      推遲中醫
      加速的職業生涯
      健康的懷疑主義
    第六章 妙手良方

    後記
    致謝
    徵引書目
    索引


    中文版序

    身為中醫師與人類學家,我對《妙手良方:中醫的後殖民艱難歷程》繁體中文版得以面世感到振奮。自三十年前學習中醫以來,我就覺得這個醫療體系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它既是一種卓越的療癒實踐,也以相當動人的方式呈現出後殖民的艱難歷程。我希望本書能讓更多讀者認識我的研究,並觸及有興趣探討書中歷史文獻與口述史的人們。

    對臺灣的讀者而言,本書的許多論述可能會需要一些背景說明。本書的田野調查地點在中國,而我的核心論點,則是指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醫理論與實踐其實經歷了一場「後殖民轉型」。在完成本書以後,我才終於有機會造訪臺灣,並發現這裡有自己獨特的中醫傳統。雖然我還在探索臺灣的中醫,我想要指出三項兩岸中醫實踐的關鍵差異,以幫助讀者掌握本書的論點。這三點也能讓讀者思考本書所描述的情境究竟與臺灣中醫師所面對的挑戰有何異同。

    首先,兩岸醫療機構的組織很不一樣。中國主要有西醫院與中醫院這兩種機構;西醫院可分為綜合醫院跟專科醫院,而中醫院在行政上也涵蓋民族醫藥的院所,如西藏自治區藏醫院,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傣醫醫院,廣西國際壯醫醫院等。多數綜合醫院也有中醫門診部,跟臺灣的情況有點相似。不過,中國的中醫院跟臺灣的醫療院所就很不一樣。中國的中醫院裡基本上都是中醫師,但是外來者還是可以在醫院的各個角落發現不少西醫的實踐。在住院病房中,兩種系統的混合尤其明顯,多數患者也都接受較為偏重生物醫學的混合療法。門診則較偏向中醫,卻還是會採取一些生物醫學治療。中醫院裡還是有一些科別較少使用混合療法,如急診跟外科部門就相對更重視生物醫學;反之,特需門診(即VIP門診)的病人則會為了接受名醫的中醫診治而支付更高的掛號費。

    第二個關鍵差異,則在於兩岸的醫療業務治理。從上述中國醫療院所的組織來看,大概就可以知道中國的中醫師其實可以自由決定要開立西醫還是中醫處方。在臺灣,就算醫師擁有中西醫執照,也不會同時用中藥跟西藥來治療同一個病人。可能也因為這種情況,兩岸治理藥物市場的方式也很不一樣。在中國,各種中成藥都很常見,包括傳統藥方、新的藥方、以及中藥、西藥和其他化學成分組合配方。反之,臺灣的藥草商品幾乎都是傳統藥草配方。新配方上市需要經過嚴苛的監管,所以很少見。而臺灣治療新冠肺炎的「清冠一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其推動者蘇奕彰得以在疫情期間取得緊急使用授權,讓藥物得以在臨床試驗證據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得到許可(Chen 2024a)。這些治理層面的差異卻也不代表兩岸醫師訓練有根本的不同。在當代,兩岸的中醫其實都受過充分的中醫與西醫訓練。當然,我遇到的臺灣中醫都驕傲於其所接受的生物醫學訓練之嚴謹。

    第三點則是臺灣與中國醫療實踐的歷史差異。為了證實我對中醫在共產中國經歷「後殖民轉型」的觀察,我透過歷史研究呈現社會脈絡、政治考量與當今中醫師的知識論辯論其實都與民國時期有深刻的差異。在民國時期,中醫是中國最常見的治療實踐。臺灣的情況則很不一樣。日本殖民統治(1895-1945)帶來了由國家支持的生物醫學模式與公共衛生體系(Liu 2009)。儘管在統治初期,日本殖民當局還是有所讓步,以與中醫師合作,他們還是想要讓這種「落後」的醫療實踐慢慢消失。當地醫師跟藥師的抵抗,則顯示出這項政治目標從未真的達成(Tsai 2021;蔡令儀,2023)。不過,這還是讓國民黨政府在1945年接收臺灣時,繼承了一個與中國相當不同的醫療地景。生物醫學專業已經有早先建立的基礎,而傳統治療者(無論中醫或原住民族傳統)都已被邊緣化。這樣的情況隨著1949年國共內戰後的大批難民來到臺灣而發生改變。過去幾十年,當國民黨政府開始與中共競爭其維護中國文化與傳統價值的角色,國民黨政府便逐漸擁抱中醫(Chen 2024b)。自1990年代始,兩岸的中醫師曾經積極交流。許多臺灣的中醫師也告訴我,這些交流給了他們極有價值的經驗。隨著兩岸關係在習近平時代下愈發緊張,很多交流也終止了。

    如果讀者將這三項重大差異銘記於心,或許較能接受我對中醫經歷「後殖民轉型」的論述。我知道許多中國的學者與官員不反對後殖民主義這一概念,因為他們覺得這很像在講地緣政治上的弱勢。不過,如我試圖在導論中所述,這個詞彙並不意在評價政治體系,而是要分析生物醫學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於全球的霸權地位。我對此較感興趣,也好奇中國的中醫師如何在這樣的情境下延續其醫療實踐。就此意義而言,儘管臺灣跟中國所經歷過的歐洲與日本帝國主義有差異,也有著不同的政治體系,我們仍可以說臺灣跟中國的中醫專業其實都遭逢著相似的後殖民權力不平等。

    本書的中譯與修潤有賴許多人的付出,我要藉此機會感謝他們。首先,感謝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楊慧宇教授細心的翻譯。她對中醫很有熱忱,也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翻譯本書。她找我討論不少翻譯的問題,我們也一同努力確保中文版所引用的歷史文獻、訪談與田野筆記中的段落都還原為中文原文。我也在某幾處增加中文讀者也許會有興趣的引述與分析。

    再來,多名臺灣研究生也投入本書譯文的潤飾。由於中國普通話和臺灣的國語有不少差異,我請臺大人類學碩士班的陳柏任來處理這個問題。他不只完成了這項工作,還重審了整個譯稿,與英文原文交叉比對,並在發現譯稿未必掌握到的細緻差異時提出指正。此外,他還仔細審閱了校稿,多虧他的努力,才能糾正翻譯中的許多歧義,甚至澄清英文版一些過於模糊的部分。同時也有兩名醫學人文的碩士生吳芝儒與劉旭鈞的協助,分別是醫師與醫學生,也協助確認本書諸多西醫專有名詞在臺灣脈絡下的翻譯(劉旭鈞也翻譯本篇序言)。

    我也要感謝本書的審查人,他們提出許多重要的問題與批評,我已試圖在修改本書時回應。我在某幾處增加正文內容跟腳註,讓論述更清晰一些。儘管我的論點沒什麼改變,仍要感謝審查人讓我得以重新檢視文中一些較為模糊的論述,並考慮可能的反駁與質疑。他們的建議也促使我寫下了這篇序言中前述的一些說明。

    最後,我要感謝臺大出版中心對本書出版的支持與投入。特別感謝編輯蔡旻峻對稿件的細膩審視,讓我能夠釐清並修正許多文字上的問題。與臺大出版中心的合作,讓我看見本書所述的後殖民抵抗有機會可以走得更遠一些,並與新的讀者產生共鳴。

    在讀者開始閱讀本書之前,我想先說明一下我對人名和醫學術語的使用。本書中所有接受過正式訪談且熟悉我研究計畫的資深醫師,從主治醫師到名老中醫,我都使用了他們的真實姓名。但對於書中提及的事件之年輕醫師、病患、同學和朋友,由於無法獲得他們的同意,我使用了化名。關於生物醫學術語,在引用中國大陸醫學文獻、田野筆記或訪談內容時,我均保留這些來源的原本用詞。如果臺灣與中國用法有所不同,會在相關術語後以括號註明臺灣標準術語。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照片均由筆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