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里雅瑪圖書獎（Kiriyama Prize）得獎作品普立玆獎得主伊恩強森力作稅、四合院和法輪功，看似沒有任何聯繫，但關於這三者的故事，確是底層中國潛伏的暗流，有如野草般的力量紮根在大地。「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描述幾個老百姓懷著大無畏的精神，為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反抗共產黨這頭大怪獸而奮鬥。」——華盛頓郵報作者強森好像私家偵探，大膽機警的避開中國無所不在的警察和保安，探尋出底層中國因維權上訴而遭遇不同命運的三個平凡中國人的故事。好像三部以維權為主題的推理小說。第一個故事的主題是稅。一個看起來像個農民的陝西地方律師，竟然起訴當地政府向農民徵收苛稅，他被捕入獄，成為農民眼中的英雄。第二個故事的主題是老北京的四合院，這些已有幾百年歷史的住宅被政府和地產商粗暴得夷為平地，換之以摩天大樓。它們的主人被迫遷移，集體上訴，但既改變不了北京的命運，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最後一個故事的主題是法輪功，一位山東老婦人因修煉法輪功而被政府無辜害死，迅速火花，改變了女兒對母親的認識，也改變了這個女兒一生的命運。作者冷靜克制、不動聲色的描述，呈現出當下中國荒謬的法律體制、令人瞠目結舌的維穩制度以及執法者的殘暴。這本書也改寫了我們對底層中國的想像：其實，它如野草般頑強不屈，充滿韌性的變革動力。這些小人物抗爭不公不義的故事，不管是出自狹隘利益的驅使，還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召喚，都顯示了人類良知無法壓制的力量，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僅僅維持著一個無縫的表象。而這些底層的故事，正是中國政治進步的希望之所在。中國的政治進步並非由知識分子用宣言來推動，也非藉由戈巴契夫式的改變，來自底層的維權和緩慢的革命，代表著一股正在撼動中國的力量。

伊恩‧強森，《華爾街日報》柏林辦事處的負責人以及駐北京資深記者，普利茲獎獲得者。他出生於加拿大的蒙特利爾，他以報導社會、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事件見長。強森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憑藉對中國國內社會發展的報導而屢獲大獎，並最終出版了《野草：中國來自底層的革命》（Wild Grass）。此外，他追蹤報導了歐洲激進伊斯蘭教的起源，並依此出版了《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

推薦人：朱建陵：中國時報 大陸中心主任張鐵志：公共知識分子，關注中國維權人士明居正：台大政治系教授，法輪功維權支持者「扣人心弦……緊湊、洞察入微的作品……就像讀約翰‧葛里遜（John Grisham）以法律為題材的驚悚小說。」——休士頓紀事報「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描述幾個老百姓如何懷著大無畏的精神，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並反抗共產黨這個大怪獸而奮鬥。」——華盛頓郵報「強森以一支極其溫和的筆來對抗最粗暴的不公不義現象，描述個人最不尋常的英勇之舉。他文筆極好，關於本書所描述的人，我們找不到更好的記錄者。」——亞洲書評「本書描寫一些不肯輕易屈服的中國百姓的生活，是同類著作中最出類拔萃的一本。」——泰晤士報 「令人難忘……也許伊恩‧強森比任何一位最近的作家都更精確地描述了中國緩慢的革命。」——巴爾的摩太陽報「強森是一個非常擅長說故事的人……他的書充滿了使人產生共鳴的片斷，捕捉了許多中國人能屈能伸的精神。」——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序言 一日百戰中國的統治者緊張兮兮。中國境內失業率攀升，貪污和腐敗滲透日常生活，他們的對外關係屢屢導致危機。這種緊張狀況往往爆發小型抗議——有時針對政府，有時抵抗外人。通常，這些抗議會在幾天之內結束，也常常受到鎮壓，有時如果幾個領導人遭到逮捕，抗議者的要求也沒有完全獲得滿足，那麼抗議就會繼續糾纏下去。但這些事情從來無法獲得解決，問題仍會不時浮現，就像一具不願深埋地底的屍體。一年後，這些抗議的週年紀念日到了，有人會舉行紀念週年的儀式，更會提出要求。有些民怨的週年紀念日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那可能會是當初某個腐敗的建設計畫奪去了某個家庭的房子，因此那個家庭紀念那棟房子；也可能是一座村子紀念他們的地方領導人因為反抗舞弊而遭逮捕；或者是數百萬人一起參與的其他類型的紀念活動——悼念某個遭到殺害的學生，或者抗議某個廣受歡迎的宗教遭到政府查禁。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它的政權所面臨的挑戰，因而試圖牢牢掌控這些活動，所以抗議、逮捕還有拘留的過程無盡循環下去。每一年，受害者都會紀念這些災難；但每一年，政府也會在這些紀念日前後加強控制。漸漸的，這個國家的心理日曆已經成為一連串的瘡痂與痛處的疊合。北京是中國的政治和精神首都，大多數的抗議活動都發生在這裡。由於來自廣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的請願者最終都會來到北京，所以它也特別容易受到影響。在每一個敏感日期，警察會加強巡邏，異議分子會遭到搜捕，他們的電話也會受到監聽。這些跡象不一定顯而易見，只是一旦你弄清楚了，你就不會弄錯：三倍的兵力封鎖外國大使館；警察深夜設置路障，還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進行不定時巡邏；廣大而深邃的天安門廣場被封鎖，唯有出示身份證通過檢查，才能進入。中國政府並非一直缺乏自信。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之後，共產黨其實頗得民心。一個世紀以來，共產黨讓中國首次結合在一起，讓人民有工作，還重新分配土地。即使災難降臨（旋即降臨），共產黨也不必太擔心動亂。在它執政的前三十年，饑荒和迫害是家常便飯。但極權統治將中國凍結起來，即使人們只是想要舉行小型活動，藉此抗議那些明目張膽的違法亂紀，也是困難重重的一件事。隨著毛澤東主席於一九七六年過世，極權專政崩解了。三十年來的失敗政策削弱了共產黨。因此，它必須收回對於人民個人生活的控制，准許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藉此贏回人心。過去數十年，這種控制鬆綁成功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卻沒有幫助共產黨贏得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當性。由於政府不再微觀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人們現在有更多時間旅行、思索並且逐漸提出更多要求。更因為中國人變得富足，也接受了較高的教育，所以開始能夠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形成獨立的權力中心，例如工會、宗教機構和俱樂部。這種「公民社會」的發展促成了上個世紀末東歐共產主義的垮臺。如今，這些團體也在侵蝕中國共產黨的權力。若說這些紛雜的要求癱瘓了中國領導人，此種看法並非公允之言。中國領導人認為關鍵的經濟問題攸關著他們的生存，所以他們願意在這些問題上努力推進改革。因此，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舉，彰顯了無論它的國名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堅持實施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中國有股票市場、勞力市場以及比某些已開發國家更加開放的經濟體制。但是政治力也侵入了經濟這個相對較為中性的領域；經濟改革的進步，必須藉由政治上的革新，因為這樣才能達成真正的市場經濟。簡而言之，這意味著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現象必須以某種方式結束，唯有如此才能讓中國走上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需要公平的司法體制，需要減少貪污腐敗，需要透明的規定。儘管中國政府竭盡所能區分政治和經濟，但是政治和經濟仍然向政府提出相同的要求。現在，政治改革是每一位中國思想家首要的思考課題。這個問題受到廣泛討論，甚至也是中國共產黨討論的重要主題。但如果涉及「政治改革」這四個字的實質意義，這種討論仍是一大禁忌。就像其他承受壓力的政府一樣，中國政府以民族主義作為解決之道。在這件事上，中國就像十九世紀的德國——衰退、保守的寡頭統治集團們，治理並主宰著發展勢不可擋的經濟體，民眾則因為生活富足和民族主義而得到部分的滿足。中國的民族主義彰顯於某個現象之上：他們有時會因為意識到自己受到鄙視，進而表現出一定規模的民族主義的憤慨。歷代的中國人都被教導一件事：全世界都輕視中國。許多人相信這是事實。這一點讓政府得以靠著某個手段贏得人民支持，那就是讓自己擔任中國最大利益的捍衛者。但民族主義只能是暫時的慰藉。動亂的真正源頭（共產黨那幾乎不受節制的權力）持續帶來動亂，問題持續浮現，迫使領導人必須竭力應付愈來愈多的需求。這種努力似乎讓政府精疲力竭；由於政治改革根本無法減輕它的重擔，「中國」就像一個人扛著愈來愈重的負擔，它的步伐緩慢下來，只能曳步向前，腰脊漸垂。這是一場政府不願輸掉的緩慢消耗戰。但無論中國最西邊的勞改營，還是北京商業區小販所賣的玩具兵，都彰顯出中國仍然是警察國家。政府傳達了再清楚不過的訊息：我們非常緊張，甚至十分軟弱，但少管閒事，我們仍可把你制服。這本書的主題，就是隱藏在中國境內的這些緊張狀況。我沒有貿然預測這些表象何時會破裂。這種預測通常是錯誤的。況且我相信，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可能還會持續多年。但結構性的轉變正在刺耳的進行當中，改變亦勢在必行，更因而爆發了中國內外都能感受到的動亂。這些壓力多半來自數以千計的中國百姓，他們小規模的向政府提出當前體制無法容許的要求。我們經常期待創造歷史的人物就是像我們一樣的平凡人物。學術界則認為改變將來自大膽的思想家，記者則寄望於勇敢的作家，而政客則渴望遇見中國的戈巴契夫。或許，除了戈巴契夫這一類型的人物，這些人都真的存在於今日中國。然而，改變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我們鮮少耳聞的人物：決定控告政府的小鎮律師、支持住家遭到政府強制拆除的人，進而挺身而出的律師、嘗試揭露警察暴行的婦女。有些人為了家庭或村子的地方利益而戰，有些人則受到了理想主義的感召。無論他們是否成功，都在中國佈下了改變的種子，協助煽動一場緩慢的革命。儘管我已經在中國見過許多有趣、勇敢、思想進步的人，但本書將會把注意力集中於三個非比尋常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股正在撼動中國的力量。如果現今的中國政府垮臺或變得更為民主，那將是這類人物努力的結果。不管他們是有心或無意，但都努力轉變了中國原已僵化的政治局勢，亦代表著中國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更象徵著中國農村、都市、靈魂的危機。這三個故事也毫不意外的涉及了中國稚嫩的司法制度。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三十年，法律或司法制度派不上什麼用場。爭端由黨居中協調，很少求助於法院。但是經濟改革使得法律不可或缺，因為如果人民和企業想要建立經濟關係，他們都需要清晰明確且具備強制執行力的法律體系。的確，當經濟改革開始後，最先頒佈的法令是一九七九年規定外國和中國公司如何形成合資企業的法令。但是，中國領導人有更大的野心——他們想要一套可以維持全國秩序的司法制度。這是因為極權主義時代的混亂局勢教會了共產黨，中國需要法令作為抵擋亂局的堡壘。因此，政府著手「建立」一套司法制度。他們於一九八二年訂立了憲法，自此之後，更以令人頭暈目眩的速度頒佈了許多法令：民法通則、合同法、智慧財產法、保險法、物權法、新的刑法，甚至是新的婚姻法。他們成立了法律學校，成千上萬的法官和律師在那裡接受訓練。正義感非常普及。中國人也興致勃勃的試驗著嶄新的司法制度。在純粹的經濟問題上，有時這套制度非常管用：公司發現法院可以讓合約生效。在另外一些狹小的領域，人民甚至可以成功的反對政府——例如反對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沒有遵守某種程序。但是大體上，中國的法律並不是中性的。法院和法官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是獨立於政府的掌控之外。政法委經常指示法官如何裁決，甚至憲法也承認共產黨的至高無上。因此，如果共產黨感覺受到來自某一件訴訟案的挑戰，它就會利用法院來達到目的。政府沒有讓法律來治理中國，而是利用法律來統治中國。儘管如此，中國的生活水平仍然持續上升，教育變得十分普及，人民也更為認識自己的權利。不管共產黨多麼努力，它都無法制止人民要求改變。這樣的結果，導致中國的司法制度變成了一種縮影，映出政府與人民之間浮現的緊張關係以及從底層醞釀出來的革命。本書嘗試描繪中國政府防不勝防的各種情況，也暗示哪一種更為開放、公平的國家，才是中國人民的民心所欲。兩千多年前，中國哲學家韓非子寫下一篇政治哲學的論著，在那本著作中，他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戰」描述專制制度裡固有的君民緊張關係。正如以下故事所示，戰爭仍舊方興未艾。

序言：一日百戰；第一部分：農民英雄；第二部分：消失的北京之夢；第三部分：轉法輪註釋/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