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普立茲獎鉅作！暢銷西方知識界二十餘載。二十年後，獨家中文版首次問世。　　★不可不知的全球性歷史事件！猶如羅馬帝國的末日，蘇聯帝國的創建和崩塌，是人類創世紀來最轟轟烈烈、影響歷史重大進程的事件，至今仍迴響不絕。　　★帝國崩潰二十載後，受其波及影響最大的俄羅斯和中國何以轉型為今日面貌？它們各自承擔了怎樣的教訓和遺產，又和帝國崩潰有何隱密連接？　　蘇維埃這座長達74年的專制共產帝國如何運行，又如何轟然坍塌，對人類歷史的意義是什麼？紐約客總編輯雷姆尼克透過一群男女之眼，「描繪了人類歷史上這個最殘忍的體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　　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基於共產主義理想而創造出的共產帝國，它迷戀或者說迷惑了霍布斯邦等西方知識分子，殘忍地運行了七十四年，因為政治原因而死亡的人數近二千萬，政治壓迫、貪污和貧窮，讓這個帝國存在的七十多年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然而，正如羅馬不是一日建成，帝國也並非突然坍塌。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本書作者以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親自生活在那末日之中，見證了這座昔日帝國坍塌的最後時日。他研究了大量官方文獻和文學史料，採訪了上千名從帝國深處走來的時代見證者，足跡遍布從庫頁島、波羅的海、外高加索「最後一座古拉格」等這個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繪製出這部混合着編年史和列傳體的泱泱巨著，引領讀者在歷史和當下兩個時空裡穿梭，目睹大廈將傾，剖析帝國何以崩潰，共產制度何以無法運行，以及舊帝國的遺緒如何遺留至今，左右今日政局。　　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共五個部分。每一部處理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題，合起來就是蘇聯這座共產帝國的崩潰圖景。【上卷】　　第一部，以記憶之名。時光進入1980年代，蘇聯就像一位肌肉鬆弛的老邁暴君，帶著宿疾蜷縮在角落。這個國家已經垂垂老矣，但仍然危險無比，並宰制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者相信，蘇維埃帝國的崩潰，雖然和支撐其運行的經濟出現危機有關，然而最關鍵的因素是「歷史的潰敗」。當記憶不再被禁錮，歷史的雄獅就咻咻躍出，重返蘇聯。「當歷史不再是黨國的武器時，黨國必然毀滅。」這是帝國解體的第一步。　　第二部，民主的遠景。真實的歷史已經返回，全新萌芽的各方勢力不斷蓬勃綻放，一片混亂中交織著希望和絕望。政治恐懼已經被逐漸消磨掉了，在經歷漫長的流放歲月後，索忍尼辛終於重返蘇聯。可是窮人也墮入深谷，共產黨搖身變成新的黑幫老大，帝國邊陲的礦工開始罷工，被帝國強行兼併的加盟國尋求獨立……時代的崩潰，讓人民只能求助神蹟和魔法。在一片似乎嶄新模糊的空白中，這個帝國開始了探索民主新政體的開創時刻。　　雖然本書寫的是歷史和政治，但你毋寧視之為文學小說。全書主要是透過一群男女之眼來勾勒出蘇聯帝國的崩解，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如布哈林的革命遺孀拉林娜，有些人則默默無名，如定期給列寧屍體縫製西裝的卡萊娃女士。帝國已傾頹，然而俄羅斯的民主如玻璃般易碎，它的命運要再一次仰賴某個人的才能、意志和心跳，但作者依舊樂觀，期待或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變成「雖然有問題，卻沒有災難」的正常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之地。各方推薦　　吳乃德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專文導讀　　如今蘇維埃帝國的共產夢魘已經過去，雖然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甦醒。這個夢魘、及其中浩瀚的悽慘，所提供的明顯啟發是：夢魘 來自甜美的夢想。因為夢想太過高貴，使得一切邪惡的手段都被容許。——吳乃德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雷姆尼克是一位仔細觀察時代大格局的作家。他的寫作非常愜意，帶著幽默與誠實，宛如現代的托克維爾。」——《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對於蘇聯帝國之崩潰這個劃時代的轉變，雷姆尼克的口述歷史不僅鏗鏘有力，而且引人入勝。」——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洛杉磯時報》　　「雷姆尼克這本著作可能是對蘇聯帝國崩解最重要的描述。……《列寧的墳墓》結合了對大事件的傳統敘述風格及對常民生活的新穎描述方法，非常厲害！」——《博明翰新聞》　　「拆解蘇聯歷史，引人入勝之作。……《列寧的墳墓》讀來就像一本小說，帶著藝術般的手法與極為熱誠的同理心。雷姆尼克筆下的人物，最能反映蘇聯極權統治的盛與衰。」——《亞特蘭大日報》　　「大衛･雷姆尼克的作品是如此磅礡，其才華洋溢的詮釋讓我們彷彿親身見證了蘇聯帝國與其歷史的崩解。無法想像對這一大事件的詮釋，還有誰能比雷姆尼克更生動、貼切且全面。」——《威斯康辛州報》

大衛•雷姆尼克　　★一九九四年以《列寧的墳墓》一書榮獲普立茲獎！西方知識界報導和分析蘇聯共產帝國崩潰的經典鉅作，暢銷二十餘年。　　★美國文壇及非虛構寫作最閃亮的巨星，擔任《紐約客》總編輯十余載！　　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美國久負盛名的記者、編輯和作家。他從1998至今擔任美國《紐約客》雜誌總編輯，1994年以《列寧的墳墓》一書榮獲普立茲獎，1999年獲選為「年度最佳編輯」。他著有《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他關於拳王阿里的傳記也被《時代》評為2000年年度最佳傳記。　　雷姆尼克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比較文學及俄文，他先在《華盛頓郵報》當社區記者和體育記者，後出任該報駐莫斯科特派員。雷氏於一九九二年至《紐約客》當主筆，六年後升任總編輯迄今。他把《紐約客》帶到另外一個高度，在他擔任編輯後，《紐約客》已經榮獲三十次以上的美國國家期刊雜誌大獎。他也網羅大量非虛構寫作作家，如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其《尋路中國》《甲骨文》等中國三部曲最初即刊發於《紐約客》。　　雷氏文筆汪洋恣肆，擅長細節和現場描寫，感染力極強，往往透過深入鋪陳把讀者帶入歷史縱深；他立論中肯，講求細節的豐富和實證態度，故一本書所採訪的對象多達上千人。《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大衛．哈伯斯坦曾預測雷姆尼克乃是文字媒體的「明日之星」。譯者簡介林曉欽　　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主修政治哲學，主要興趣為西方政治哲學史、當代思潮、族群政治等。現為自由譯者、編輯。譯有《橋：歐巴馬的生命與崛起》、《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聖母峰之死》等書。

序夢醒時分：《列寧的墳墓》導言文/吳乃德　　「我狂烈地請求你，不要讓這部作品消失…不要讓它毀滅。我重複、我強調：這無關我自己的命運。不要讓它失落！…請發揮憐憫心！不是對我，而是對這個作品！」　　布哈林從監獄中寫信給史達林。他的哀求讀來令人傷感。布哈林是俄國革命功臣。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只有二十九歲，在新政權的領導群中，不只最年青、也最孚人望。列寧稱呼他為「革命的金童」、「全黨的寵兒」、「頭號理論家」。他哀求的對象，正是為他鄙視的史達林。在史達林統治下，光是列寧的讚揚以及廣泛的人望，就足以致布哈林於死地。而且，布哈林曾經寫信給秘密警察頭子，「我們應該迅速邁向自由主義式的蘇維埃統治」，他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不僅如此，他也反對史達林的集體農場計畫（該計畫後來導致大約六百萬俄國農民，若非餓死就是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凋謝）。他說該計畫將引發內戰，「而史達林勢必讓反抗溺死在血泊中。」　　布哈林於1938年和另外二十位革命元勳老同志，一起接受史達林法庭的審判。歷時十一天的審判又一次轟動世界，讓世人對共產主義政治的本質再度感到震驚。西方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識份子卻似乎視而不見。布哈林在審判中「承認所有反革命組織所為的總體罪行，不論我是否知道其存在，不論我是否參與。」可是對具體的罪行指控，包括企圖暗殺列寧、從事恐怖活動、企圖顛覆蘇維埃政府、出賣國家給日本和德國，都一概否認。　　布哈林哀求史達林留下的作品是他在獄中的創作。他和史達林達成協議：以認罪交換寫作自由和親人安全。雖然每天固定接受疲勞的審訊，同時也缺少參考書，不過他還是以一年的時間完成了四本書，原稿大約一千四百頁。其中一本是包含兩百首詩的詩集《世界的轉變》。最後一本書則是回憶錄《它如何開始》。雖然是小說式的體裁，人物和性格都為真實，包括他的父親：「出門去買香腸，卻帶回來一隻金絲雀。」布哈林撰寫這本書的時候距離死期已經不遠，整個革命元勳世代已被史達林幾乎屠殺殆盡。他在獄中目睹太多同志在刑求、恐懼、和擔憂親人安全中，否定自己的過去。或許他是想用他對青年時代的回憶，來見證他們那個世代的理想主義。或許他試圖在毀滅之前，經由寫作回到曾經有過的純真年代。　　史達林並沒有履行和布哈林的另一項交易承諾：親人的安全。布哈林三年前才和二十多歲的年輕妻子結婚。這位羞澀少女的第一封情書，還是透過史達林之手轉交給她所崇拜的中年英雄。他們的男嬰、以及和前妻生的十三歲女兒，都沒有獲得安全。在獄中的布哈林並不知道。他的妻子此後二十年不斷在監獄、勞改營和西伯利亞流離；他們的兒子則改名換姓，不是被人領養、就是在孤兒院求生。布哈林的妻子告訴本書作者，兒子後來終於和母親團圓之後，才知道生父的身份；可是也不敢讓人知道。在正常狀況下，政治犯的親人都會被槍斃。史達林有時候會留下活口，以便隨時充當政治審判的工具。史達林在二次大戰後不久過世，布哈林的親人才得以倖存。　　布哈林只是眾多被史達林屠殺的革命元勳之一。一九一七年四月選出的九位中央委員都是列寧的老同志，其中五位活到三０年代，不過他們卻全部被史達林殘殺。同一年在革命前夕選出的二十七位中央委員，得票最高的四人被視為黨的最高領導：列寧、季諾維夫、卡門涅夫、和托洛斯基。除了列寧之外，其他三人後來都成為「人民的敵人」，為史達林槍斃。隨後數屆的中央委員並沒有更幸運。後面數屆中央委員的死難比例如下。1925年：80/106。1927年：96/121。1930年:111/138。1934年:98/139。　　如果史達林對革命元老和黨內領導同志殘暴無情，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當然也不會手軟。他到底殺害了多少人民？即使在目前，正確的數字仍然無法得知。史達林死後，繼任的赫魯雪夫在1956年「全蘇聯共黨大會」的秘密演說中，宣稱有一千萬人在史達林手中毀滅。（八個月後赫魯雪夫出動坦克車進入布達佩斯，以武力擊潰匈牙利的自由化運動。）以下是目前幾個較為確實的數字。被共產黨推翻的前一百年間，沙皇的政府總共槍決了三千九百多名政治犯。共產黨上台後，光是1918年秋天就槍決了一萬五千名政治犯。蘇聯垮台後，「國安部」檔案局負責人的統計數字是：三百八十五萬人因政治原因被逮捕，另外將近八十三萬人被判死刑。這些並不包括在秘密警察的命令下，沒有審判「就地槍決」的無數反抗者和農民。也不包括史達林在大飢荒中仍然出口小麥，因而餓死的數百萬烏克蘭人和數百萬卡札斯坦人。更不包括為了防止未來可能反對他的波蘭領導菁英，而被史達林在「卡廷」地區秘密屠殺的兩萬五千名波蘭軍官和士兵，以及後來由法庭判決死刑的十一萬一千名波蘭軍人。在史達林統治下，整個蘇聯地區因政治原因而死亡的人數，兩千萬應為接近事實的數字。　　兩千萬的數字雖然龐大，畢竟不包括所有的人民。普及至每一個人民身上的困頓，是社會主義天堂中的極度貧窮和普遍貪污。政治壓迫、貪污、貧窮，讓蘇聯存在的七十多年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而這個夢魘卻是以人類最甜美的夢想開始。本書所描述的期間，是俄國人剛從夢魘驚醒的時刻：對未來的憧憬已經誕生，卻也混雜著對過去的餘悸。從眾多受訪者的敘述中，讀者管窺俄國人如何在夢魘中生活、掙扎、和屈辱。在這個夢醒時分中，新生的理想力量和僵固的腐朽力量，經常地互相拉扯和爭鬥。「活在惡夢廢墟中的人們，願你們能早日甦醒。」本作者這樣期待。　　可是直到今天，俄國人似乎仍未甦醒。本書所描述的未來和過去之間的鬥爭，在書出版的二十年後仍未結束。秘密警察出身的普丁，仍然以鐵腕統治著俄國，也仍然禁止俄國人回憶及反省這個惡夢。其中一個例子是，書中所提到的「紀念協會」(Memorial)的例子。該會以保存政治壓迫的歷史記憶為任務。普丁的警察卻強行進入該會辦公室，並且沒收了電腦。工作人員多年來辛苦收集、保存的資料，因此付諸東流。　　然而，夢魘是如何出現的？是否如希特勒般的惡魔所製造？許多人這樣想。英國左傾詩人奧登因此說，「生命如此美好、奇妙、和可愛；可是我們不應該，自從史達林和希特勒之後；永遠不應該再相信自己。我們知道：任何事都可能。」史達林固然是邪惡之人，可是夢魘並非從史達林開端。革命成功不到兩個月，列寧就下令成立秘密警察的前身Cheka(「全蘇維埃特別委員會」)，鼓勵人民檢舉危害革命的個人和團體。兩個月後，Cheka下令所有的地區蘇維埃政府「偵查、逮捕、並就地槍決」所有反革命者。數年後，列寧在一封給莫洛托夫的信中說，「我們現在必須發動一個決定性的、毫無慈悲的戰役，以壓制他們的反對，其殘酷的程度將讓他們數十年都忘不了。這些反動的僧侶、反動的資產階級，將他們槍殺愈多愈好。」托洛斯基對鎮壓反革命者的態度同樣堅定。當列寧下令逮捕反對一黨專政的「反革命份子」，將其移送革命法庭，托洛斯基說，「我们終於邁出溫和的第一步」。　　他們之中的共同點就是相信：為了革命大業，一切犧牲在所不惜。因為革命代表的正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實驗：以人為的方式，重新安排全社會的生產關係，重建嶄新的社會：一個充滿尊嚴、正義、善良、公平、平等、自由、和博愛的王國。夢魘的種子卻早已包含在這偉大的夢想之中。《共產主義宣言》將人類的歷史視為一部階級鬥爭史，而人類所有的社會關係，包括道德和宗教，都可以化約為階級之間的宰制或鬥爭。因此，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推翻現存的全部社會關係。為了成就沒有階級的王國，一切的代價都值得，包括法治、道德、和良善。　　在這樣的理論支持下，當革命成功之後第一屆的「選區議會」選舉，社會革命黨獲得多數席次，列寧立即解散議會，因為「該選舉未能尊重人民的權力。所有的權力歸於蘇維埃！」。列寧同時警告無法理解其邏輯的黨員：「任何企圖使用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架構，來思考『選區議會』議題的人，都忽略了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觀點而出賣無產階級。」當時Cheka的頭子對他的手下說，「我們並非在對個人發動戰爭，我們的目標是要清除整個資產階級。所以在調查的時候，我們無須尋找被告反蘇維埃的行為證據。你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他目前屬於哪一個階級？他來自哪一個階級家庭？他的教育和專業是什麼？這些問題決定被告的命運。」　　共產黨因此也不是一般意義下的政黨：提供好的施政表現和經濟成長，以換取人民的支持。它比較是一個帶領人民、或替人民建構理想王國的十字軍。也正因為其歷史任務的神聖性，共產黨雖然殘酷至極，仍然受到部分人民的支持。有人在聽他的母親談到家鄉許多人餓死，甚至發生吃人的慘劇後，在日記上這樣寫：「這是必要的，因為這樣農夫們才能將小資產階級的心態轉變為我們需要的無產階級心態。那些因為飢餓而死的人，就讓他們餓死吧。他們會餓死顯示他們意志軟弱，這種人對社會有什麼用？」。他後來因為「隱瞞階級來源」而被開除黨籍，他的母親則被判處八年徒刑。另外有人如此看待政治恐怖：「真正的歷史已經來臨。我們有幸擁有目睹歷史轉折的快樂，當史達林將所有不合格、軟弱、腐化、空虛者的頭顱砍下來。」這是為何納粹前後只存活十二年，蘇聯共產黨竟然可以生存超過七十年。　　也正是這樣的意識型態，對夢想世界的追求，讓西方許多知識份子對列寧、史達林等人的邪惡視而不見。蘇聯坦克在一九五六年開入布達佩斯，十二年之後又開進布拉格，西方許多左派知識份子因此覺醒。可是著名的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對蘇聯的支持卻始終一貫。他在一九九四年接受英國國家廣播電台的訪問時說，如果蘇聯創造真正共產主義社會的工程終至成功的話，那麼犧牲兩千萬人還是值得的。「馬克斯自己不是說過，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流血產生的？」主持人加拿大籍的依格那迭夫教授問他：「如果你早知道，蘇聯的實驗在一九三四年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你的信念、你的共產黨員身份，會不會受到影響？」霍布斯邦的回答是：「應該不會。」　　如今夢魘已經過去，雖然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甦醒。回顧這個夢魘，以及其中浩瀚的悽慘，我們獲得何種啟發？最明顯的啟發顯然是：夢魘來自甜美的夢想。因為夢想過度甜美和高貴，使得一切邪惡的手段都被容許。不只夢想的內容高貴，同樣吸引人的是：有資格實現夢想、構築未來理想世界的人，正是目前被壓迫、被扭曲的人群。這是何等的壯麗的景觀！或許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悲劇的產生並非因為邪惡的勝利，而是因為善良的墮落。　　然而，夢魘也讓我們看到了人類精神力量的堅忍。當人類被逼迫到極致的情境，平凡的人可以成為不平凡的英雄。古拉格集中營一位囚犯寫信給他的愛人：「史薇塔，讓我們保存希望，當我們還有力氣希望的時候。我終於了解，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全然失去希望。在你還有力氣的時候，劃掉所有的『可能』，然後放棄戰鬥，是最恐怖的自殺方式。」作者自序　　早在任何人預言蘇聯即將殞落之前，作家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就曾以充滿希望的語調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她的見解。她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一廂情願。一九三Ｏ年代那場極其恐怖的集中營風暴奪走了她的丈夫，偉大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她的筆鋒清晰、銳利，描述了這個政權如何使人民陷於永恆的恐懼之中。正如她描寫的，蘇聯人民已經「心智失衡——雖然還不到精神疾病的程度，但也無法回到正常了。」然而，和許多學者與政治人物不同，她也看出蘇聯體系的內在孱弱跡象，並始終堅信著蘇聯人民的韌性。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號，我在一個陰雨綿綿的下午，和守護「俄羅斯白宮」的群眾並肩而行。他們希望阻擋住來自軍事將領的侵襲。當天，我們每個人都見證了這一幕，而這並非一般人會猜想到的情景：所有的蘇聯公民——勞工、教師、街頭混混、孩童、母親、祖父母、甚至是士兵——一起挺身而出，抵抗另一群由愚昧之徒組成的團體。這個團體依然相信自己是改良版的共產政體，以為手中的權力能夠凍結時間，甚至扭轉時間。在經過嫻熟的算計後，陰謀家們相信「人民」早已精疲力盡，亦不願做出反擊。但成千上萬的莫斯科人做好了萬全準備，隨時可以為民主原則而慷慨就義。過去，人們常說俄羅斯人對公民社會所知無多，甚至一無所知。然而，在那一刻，竟有如此多的俄羅斯人捨身保衛公民社會，這是多麼令人費解。　　我未曾擁有過目不忘的能力，但在那個政變的下午，當人們確定軍方不會採取攻擊，這場造反終將失敗的幾個小時前，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擁有的一本曼德爾施塔姆的書，《心存希望》（Hope against Hope。我曾在書裡用墨水標記了一段文字：「恐怖將捲土重來，會有百萬名群眾被送進集中營——包括他們的家人、朋友與鄰居。這是一件我們必須謹慎思考的事。」「八月政變」（August coup）的領導者沒有深思過人民的方向。他們無知至極。他們精明的政治算計，只不過是將自己送入監牢而已。這個老舊政體的支柱，至此終於崩解。　　在我寫作本書時，八月歡慶早已不再，俄羅斯的民主則如玻璃般易碎。長久以來，整件事情看似從未改變，俄羅斯的命運又再一次仰賴於某個人的才能、意向與情感。這一次是鮑里斯･葉爾辛（Boris Yeltsin）。這位政變時期的英雄，身段柔軟且聰明絕頂，但有時用語輕率，還貪戀杯中物。沒人知道葉爾辛政權垮臺後會發生何事。會引發另一次軍事攻擊？還是民族主義強硬派、「新法西斯主義者」及懷抱鄉愁的共產主義者將崛起並統治克林姆林大會堂？本書在一九九三年四月付梓之際，葉爾辛與「俄羅斯議會」之間的權力競逐仍懸而未決，此事也彰顯了俄羅斯欠缺清晰有效的憲法、法律體系及治理系統。這個新生社會的制度仍處在強褓之中，極度脆弱。　　一九九三年一月，葉爾辛採取的「經濟休克療法」（economic shock therapy）只帶來了短暫的進展，卻造成更多痛苦和焦慮。在某些地方，食物與其它日常用品的供需，的確比過去更為充足，但物價卻已完全失控。俄羅斯的通貨膨脹率變得像是拉丁美洲國家。大型軍工業頭子完全沒有興趣轉型為和平時代的經濟體系，卻能拿到荒謬的補助金，這讓俄羅斯的經濟大失方寸。一群以詐騙為生的新階級誕生了，他們跟生意人都有辦法大發利市，但老邁、孱弱與貧困的俄羅斯人民卻備感沮喪。犯罪率一如脫韁野馬。蠱惑人心的政客在各地崛起——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或說是一群瘋子——正準備剝削民選政府的失敗、自負與不幸。威權主義的誘惑仍潛伏在俄羅斯。時至今日，幾乎葉爾辛的所有潛在接班人都承諾不會走向激進經濟改革，而是更傾向採取逞兇鬥狠的反西方政策。　　前蘇聯其它地區的情況也同樣險峻。在高加索這個中亞地區，仍然有許多令人不快的小型戰爭與政變。摩爾多瓦（Moldavia）、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譴責俄羅斯不撤出駐軍乃是帝國主義之舉，俄羅斯人則抱怨波羅的海國家的政府對待非波羅的海人的方式猶如次等公民。亞美尼亞受到嚴重傷害，距離崩解僅有一步之遙，喬治亞殆為內戰所苦。儘管美國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都簽署了一系列歷史性的協約，然而，這些前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所稱之的「核斯拉夫佬」（Yugoslavia with nukes），由於軍備情勢所造成的衝突，仍然是美國人的夢魘。　　儘管如此，我仍傾向相信曼德爾施塔姆那種堅決的樂觀主義。畢竟，本書是一部編年史，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一座體制如何走向末日。我曾旅居莫斯科，親身生活在那末日之中，並踏遍這座沒落帝國的所有土地。我相信，儘管前方困難重重，但他們絕對不會走回頭路。我們不能忽視俄羅斯的發展。如果我們不願伸出援手，這將會嚴重危害俄羅斯、前蘇聯及全球安全。　　想要理解蘇聯的發展及其崩解，需要參證大量的書籍與資料。而我們也將持續地探討發生於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事件。書寫一部蘇聯的歷史仍需時間。當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問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他說：「下結論為時尚早。」而當我們亟欲探究戈巴契夫統治時期的種種發展時，也必須從多方角度分析不同事件：諸如中蘇關係、蘇聯經濟發展、波羅的海地區的獨立運動，及高加索地區、烏克蘭、中亞地區等地的發展，與「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推展動機、極權政體的心理性與社會性效應。　　一九八八年一月，我以《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從此特殊角度見證了這場革命。就像派駐在莫斯科裡不計其數的外國記者，我一年大約呈交給報社三、四百篇報導，而編輯們收到的報導數量肯定更多。即便時局炙熱無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葉爾辛時代所發生的眾多事件，仍然依循著特定的邏輯與模式：只要政權疲態漸露，讓自己暴露在全面檢驗歷史的可能性中，激進改革就會無可避免。一個政治體系，只要膽敢洩漏它過去的真實面貌與所作所為，就注定瓦解。本書的第一部將探討最關鍵的時刻——重返蘇聯的歷史——繼之，第二部將探索蘇聯民主政體的開創時刻，第三部則描述舊體制與新興政治力量之間的對立。第四部則從多方角度勾勒「八月政變」——最非比尋常、改變一切的時刻——與其後續。第五部，我們將看見蘇聯共產黨如何在新生國家盛起之時，做出最後的自辯。全書主要透過一群具代表性的男女之眼來勾勒這個故事，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有些人默默無名。　　如果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尚在世，我確信她不會談太多當時的歡慶之情，她將冷酷地批判「後極權時代」（post-tatalitarian）的俄羅斯政治裡，所充斥的不平等與荒謬，也將警喻世人，不要期待俄羅斯人民能夠迅速轉向另一種生活方式，一舉擺脫從搖籃到墳墓的「家父長制」（paternalism），因為他們已然傷痕累累、孓然一身。儘管，她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也仍會警告人們小心西方垃圾文化的來襲——例如沉迷於墨西哥肥皂劇與美國球鞋。她不會忽略前方的種種難關，甚至是災難。但是，我相信她依舊會保持樂觀。樂觀主義是從共產主義的廢墟上帶著傷痕而逐漸興起的信念，相信前蘇聯的人民不會返回獨裁與孤立，因為他們承受了太多歷史傷痛。俄羅斯洋溢著崛起的徵兆，甚至在前蘇聯的其它地區，也孕育了許多新生代的藝術家、教師、商人甚至是政治人物。就像俄羅斯人所說，人們已經「擺脫了舊情懷」。　　有一天，俄羅斯將不再需要那種我們在舊政體末日時曾見證的奇蹟。只要它願意邁向明日，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或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讓自己變得更為「正常」，成為「雖有問題，但沒有災難」的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之地，而不是危機迸發之處。如果那一天來了，會是多麼令人期待。

目錄第一部 以記憶之名1 森林中的政變2 史達林式的童年3 永遠愛惜羽毛4 歷史的歸來5 革命的遺孀6《妮諾奇嘉》7「醫生密謀案件」與其他8 紀念協會9 書寫在水面之上第二部 民主的遠景1 假面舞會2 雙面人3 共產黨人4 窮人5 地下革命6 來自於帝國的明信片7 島嶼8 麵包與馬戲9 最後的古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