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寫作契機源自一場於中國舉辦的研討會。會議以「啟蒙」概念為主軸， 探討此概念在中國與西方國家，是否具有不同的意義。結論是，中國的參與者認為：啟蒙不但不是普世的概念，在該概念的論證與發源上，毋寧受限於西方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作者反對此結論，因此透過本書提出相應的闡述，並試圖證立：人的自我（Selbstsein）必然與在法權（Recht）中的生活具有關聯性。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作者承繼康德的實踐哲學與費希特對自我意識的思考，得出「主體之自我決定／自律的理念，雖發軔於西方，卻得以超越文化地域之限制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結論。在第二部分，作者擴充提問的視角，從主體的自我關係過渡至主體之間、主體與共同體之間乃至於國家間之關係等三個向度。最後，作者認為，唯有透過法權（原則），主體才得以了解行為尺度何在，上述三個向度的和平共存方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