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翻帝制後，社會經過一段激變的歷程。在「舊新共存」和「中西交織」之下，新的禮制如何影響了新的禮制建築設計。天壇、孔廟和關帝廟的興衰表彰忠烈和賢良的祠堂，崇祀對象的演變袁世凱墓、孫中山墓、先烈墓，以及新的紀念碑、紀念雕像、紀念堂等　　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外國列強的軍事、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入侵，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新的國家政體的形成，中國的城市和建築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生產制度、知識體系、美學思想、材料結構、功能類型，乃至構造施工等各方面，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傳統的營造業和營造學。探討這些變化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就成為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的基本課題。而新舊矛盾、中外交流、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衝突，也是考察這些變化的基本語境。　　本書探討辛亥革命之後至抗日戰爭爆發期間中國禮制建築的發展。禮制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綜合體現。服務於它的建築物也是一個社會最重要和最具文化象徵意義的物質與空間表現。伴隨社會變革、信仰體系及傳統習俗的改變，影響中國社會長達三千餘年的禮制建築傳統命運如何？新的國家政權下新的禮制建築是什麼？新的禮制如何影響了新的禮制建築的設計？又如何從中外傳統中尋求借鑑？本書建立在大量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以及廣泛的實地考察上，適合歷史、建築和美術以及對民國建築有興趣的讀者。本書特色　　本書談論從帝制到民國的轉變，也影響了建築設計的形式（例如祭孔、天壇的祭天、中山陵等紀念物的設計等），在民國百年出版別具意義。

作者簡介賴德霖　　清華大學建築歷史博士、芝加哥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以中國美術史與建築史為學術研究重點。曾任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講師、美國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現任教於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美術系。著作有：《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解讀建築》、《近代哲匠錄：中國近代重要建築師、建築事務所名錄》。

　　黃健敏老師（美國UCLA建築碩士、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黃健敏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推薦序瞭解認識中國近代建築的一頁　　一九八九年解嚴之前，由於政治的禁忌，在台灣是不可能發表刊登或討論有關大陸建築的文章。時代改變，沒有了警總，拜兩岸交流，相關的出版品補充了曾經空白的歷史。　　國立中央圖書館於一九六四年收藏了一本香港印行關於中國建築的書：「Chinese Architecture Post and Contemporary」（《古今之中國建築》，The Sin poh Amalgamated（H.K.）Limited, 1964），該書有四分之一篇幅是以一九一一年以後的中國建築為主，包括了一九四九年大陸建築的狀況，諸如中共建國後在北京的新建築等，也談及一些台灣建築的狀況。按當時的環境，這本書是「為匪宣傳」，可是由於以英文撰寫，以致意外地遭疏漏，甚至進入國家級圖書館。該書最大的價值是作者以其親身的經驗，寫下一九三七年前民國早期的建築發展，彌補中國建築近代史料缺乏的遺憾。對於與大陸隔絕的台灣，透過該書瞭解了前輩的努力，也為六○年代台灣建築邁向現代提供極佳的歷史面向與省思。　　《古今之中國建築》作者是民國早期響叮噹的興業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徐敬直（1906-1983）。成立於一九三三年的興業建築有三位合夥人：徐敬直，於一九二九年密西根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曾在芬蘭籍建築師老沙利南（Eliel Saarinen, 1873-1950）的美國底特律事務所工作，一九三二年歸國後在上海執業﹔李惠伯（1909-？），亦畢業於密西根大學建築系，抗戰期間任教中央大學建築系，中央大學建築系是培育中國建築師的重鎮之一﹔楊潤鈞（1908-？），另一位徐敬直的學的學弟，有關他的資料闕如。興業建築最為人知曉的作品是南京中央博物館（1937-1953），今稱為南京博物館，興業建築在南京中央博物館競圖獲勝出的方案是清式建築，當年的大環境，中央定都南京要彰顯正統，因此官方建築莫不以中國樣式為依歸，反諷的是推翻清朝的民國政府，竟然仍承襲前朝建築樣式，以清式建築來象徵民國建築。不知是否有鑒於這般的矛盾或是要矯正無知，在梁思成的建議下改為仿遼建築。為何是仿遼式？中華文化可以上溯商周，可是根本沒有留存至今的商周古代建築，一九三二年梁思成在河北薊縣從事考察，證實獨樂寺是建於遼統和二年（987年），這是當年中國土地上發現的最古的木構造建築。既然要繼承道統，當然要以最古的為依歸。這是民國建築在《國族與現代》進化歷程中頗典型的案例，這是民國企圖藉由實質的建設建立國家主體性的歷史發展。　　漢寶德曾以「忠實的記錄與輕率的批評」為題，針對該書發表過意見。『徐先生似乎把留學生回國在二○年代開始的中西合璧的作品稱為「文藝復興」的。但是筆者深不以為然，文藝復興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詞，它代表現代文明內在的外爍，筆者至今還看不出我國這段建築有甚麼適切的表現，可與十五、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建築師相媲美，甚至在性質上相類似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傅朝卿在其著作《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南天書局，1994），對「中國文藝復興建築」有專章討論，值得閱讀。　　時序來到一甲子之後的九○年代，兩岸建築的「海歸派」另有新的面向，對於前輩們所曾面臨過的「國族與現代」課題，被「國際與地方」所取代，關於「最近的過去」中國建築發展歷史既不知又不關切。因此當閱讀到德霖的《中國建築革命：民國早期的禮制建築》的書稿，深受感動，他為我們開啟鑑往知來的門窗。德霖在書中探討了兩個案例：南京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兩者俱由呂彥直（1894-1929）設計。　　呂彥直也是「海歸派」，一九一八年畢業自康乃爾大學建築系，一九二一年回國，一九二五年贏得南京中山陵競圖首獎，乃成立彥記建築師事務所，次年獲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權。這兩幢民國早期的重要紀念性建築，皆帶有傳統色彩又有創新突破之風格，「融會中國古代與西方建築之精神，莊嚴簡樸，別創新格」是對南京中山陵的評語，誠然是「國族與現代」的實踐。德霖的文章從形式與空間角度切入，更進一步闡釋革命理想與宣講空間之結合，說明建築絕不是一個蔽體，建築是文化的表徵。　　德霖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博士論文是「中國近代建築研究」，曾將多年研究成果結集出版《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並主編「近代哲匠錄：中國近代重要建築師、建築師事務所名錄」（中國水利出版社，2006）。《中國建築革命：民國早期的禮制建築》是他在台灣刊行的第一本書，時逢民國百年，藉由本書，希望能從建築文化的層面更瞭解認識不同的民國。黃健敏∕建築師前言　　※「聖人遺訓，掃地俱盡，制禮作樂，今也其時。」－－《隋書．高祖紀下》　　一九二七年，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一文中用「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一語來形容中國近代以來所經歷和所發生的一切。用它來形容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造環境的發展似乎也不為過。的確，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外國列強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入侵，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新的國家政體的形成，中國的城市和建築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生產制度、知識體系、美學思想、材料結構、功能類型，乃至構造施工等各個方面，從根本上顛覆了中國傳統的營造業和營造學。探討這些變化原因、過程和結果因此也就成為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的基本課題。而新舊矛盾、中外交流、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衝突也就是考察這些變化的基本語境。　　中國沒有任何其他建築類型像禮制建築一樣如此緊密地與社會、政治和文化聯繫在一起。中國近代也沒有任何其他建築具有比中山紀念建築更廣泛的社會認知。本書所探討的就是民國早期，也即辛亥革命之後至抗日戰爭爆發期間，中國禮制建築的發展以及與孫中山紀念相關的建築的歷史。　　禮制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的綜合體現。服務於它的建築物也是一個社會最重要和最具文化象徵意義的物質與空間表現，它們在各國的建築史中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建築類型。考查社會巨變對這類建築的影響因此也成為建築史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中國傳統的禮制建築包括崇奉天地神祇的壇廟、祭拜先人和英賢的祠堂，以及埋葬帝王與公卿的陵墓。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伴隨社會的變革和信仰體系以及傳統習俗的改變，影響中國社會長達三千餘年的一種禮制建築傳統命運如何？新的國家政權下新的禮制建築是什麼？新的禮制如何影響了新的禮制建築的設計？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的設計又是如何從中外傳統中尋求借鑑的？　　為此，本書追溯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歷史上體現政權合法性、文化正統性和表達對於國家安全的企盼的天壇、孔廟和關岳廟的興衰，以及用於表彰忠烈和賢良的祠堂在崇祀對象方面的演變。此外，本書還探討了傳統禮制和習俗對民國墓葬，如袁世凱墓、孫中山墓以及一些先烈墓的影響。本書進一步揭示了民國時期新的紀念物，如紀念碑、紀念雕像、紀念堂出現的歷史和它們與一種新的崇奉方式和視覺表達的關聯。　　在筆者看來，較之其他類型的建築，禮制建築更體現了歷史的書寫。它首先反映了信仰與崇拜在一個新時代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雖然還有一些傳統禮制建築被繼續使用以服務於現實的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但其大部分都失去了原有功能，許多被改造甚至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於新的社會的新禮制建築和紀念物，其中包括英烈祠、英烈墓、偉人墓、紀念碑、紀念像，以及紀念堂。但是，新的禮制建築和紀念物的出現並非僅僅是一種樣式和種類的增加。它們還體現了崇奉方式和對紀念物識別性要求的改變，如從封閉空間轉向公共空間；從碑刻文字的指示，到紀念碑造型的象徵和紀念像的形象表現；從地點與時間都是固定的祭祀轉向公共空間中「非專注」的接受；從祭祀者對被祭祀對象的奉獻到紀念者接受被紀念者的激勵或教導。新的禮制建築和紀念物也並非憑空產生。為了表達政治、文化上的正統性，一些業主或設計者會自覺向傳統禮制建築尋找依據。當舊的傳統已經不能滿足新的需要，或為了挑戰舊的制度，表達新時代的政治理念，另一些業主或設計者又會從外國傳統中尋求借鑑。舊新共存、中西交織，民國早期的禮制建築和紀念物也因此呈現出比任何其他類型的建築更為豐富的多樣性以及一個新的國家政權在建立其新的禮制系統時的多元探索。「除此之外，它們還是一個國家未來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歷史借鑑。」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之後，對於他的紀念成為了民國禮制建設的核心內容。孫中山成為了一個最受擁戴的崇拜對象，他的遺教成為了最受認同的信仰理念，而對他的紀念儀式也被「紀念週」的推行制度化。相應的是他的紀念物與紀念空間在中國的普及。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就是民國早期兩座最重要的中山紀念建築。因此，本書還就這兩個重要個案進行了專題研究。〈探尋一座現代中國的紀念物：南京中山陵設計〉一文全面考察了該建築的設計競賽過程，以及實施方案在建築設計上的成就。藉助於分析孫中山關於現代中國的理想，十九世紀以來關於中國建築的史學史，參賽作品不同的歷史關聯，國民黨為紀念孫中山制定的儀禮，以及「喚醒民眾」的文化政治和藝術象徵等背景，筆者試圖論證所謂「中國風格」並非一個既定的造型系統，而是一種開放的話語，在其中，傳統因素在世界建築的語境裡被重新審視和評判。中山陵的設計集中體現了關於現代中國式紀念物的不同理念，無論是風格的、功能的，還是象徵意義的，它們都是對於新的民族國家的某種表現。　　不同於單純的對於建築「物」的研究，〈中山紀念堂：一個現代中國的宣講空間〉一文首先關注的是紀念堂作為一種特殊的空間形態在現代中國產生的歷史。這種空間將主席臺與觀眾席明確分開，在賦予講演者在空間的話語權的同時，也通過將觀眾席有序排列，為講演者創造視覺上的秩序感。同時，空間以孫中山像和遺囑為視覺焦點，使得講演者既可以以觀眾的領導者的身份向孫中山行禮，又可以以孫中山的代表的名義向觀眾宣講。紀念堂因此看成一個現代中國的宣講空間，它受到西方教堂空間的影響，又服務於一種新的教義的宣傳和新的禮儀的開展。筆者進一步對於該建築以西方希臘十字的平面結合中國風格造型的「翻譯」手法進行了追本溯源的考察。筆者認為，作為一個宣講空間，中山紀念堂是孫中山「喚醒民眾」，即用一種政黨的意識形態改造國民這一思想的物質體現。作為一個紀念物，它結合了西方學院派建築傳統與中國風格，表達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對於現代中國的期盼，這就是將東西方文化中的優點相結合。　　總之，民國禮制建築和中山紀念建築集中體現了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許多重要話題，如新舊轉變，中外交流，學院派的影響，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以及中國建築的歷史敘述，因此它們也是中國近代以來建築的設計史、思想史，甚至史學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內容。筆者相信，本書將幫助人們重新認識民國以來的禮制建築，加深瞭解中山紀念建築作為一種政治和文化的象徵，對於促進現代中華民族國族認同的重要性。筆者更加期盼，本書可以為現代中國的禮制建設提供借鑑。

前言篇一、舊新共存和中西交織下的「辛亥時期」禮制建築及紀念物概論　　一、壇廟　　二、祠（陣亡將士公墓）　　三、墓　　四、紀念碑　　五、紀念雕像　　六、紀念堂篇二、探尋一座現代中國式的紀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設計　　一、孫中山的現代理想　　二、圖案競徵　　三、獲獎作品　　四、從祭到紀念周　　五、頭獎作品　　六、鐘形平面篇三、中山紀念堂：一個現代中國的宣講空間　　一、傳統聚集空間與現代宣講空間　　二、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宣講空間　　三、作為宣講空間的禮堂與現代中國附錄：中山陵祭堂孫像基座浮雕正名致謝註釋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