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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
    編/著者: 周志文
    出版日期:2021-12-10
    ISBN:9789863504924
    參考分類(CAT):教育學習
    參考分類(CIP): 明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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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內容簡介
    黃宗羲曾說晩明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思想領域繽紛離奇,變化極大。王陽明良知學對晩明思想家影響甚廣,不僅思想界,對文學與藝術創造也有作用,而且爭議不斷,其中包括良知的性質,致良知的方法,以及判斷是非,應以歷史的格套或個人自覺為基準等,晩明學術,於此討論甚多。

    本書收錄相關論文十一篇,著眼於晩明學術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及思想的傳承演化上,除王學影響之外,也涉及其他學術議題,內容廣泛,議論精闢。
    作者介紹
    周志文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史、明清文學、現代文學。曾至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學,荷蘭萊頓大學訪問。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專著有《汲泉室論學稿》、《論語講析》、《孟子講析》、《陽明學十講》等。
    2021年版序

    臺大出版中心要再次出版《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這本書。新書做了些修正。

    面對這本舊著,我的心情很複雜,其中包括有些羞愧。要說書中所談的問題,都不算沒價值,但我之前談時,沒把題目抓得太準,談得也不夠細,有些地方,總覺表面化了一點,宋明儒談這現象叫搬弄光景,光景就是光影,是事務的影子,與事務有關,卻不是事務的本身。

    我在原序中,說這本小書所涉及的大多是「爭議」兩字,我想趁此機會稍微再談一下。

    有心尋找的話,爭議是無所不在的,對晚明的知識分子更是。晚明知識分子煩憂的事很多,大的與天下國家有關,小的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牽涉的細節不少。大的問題,譬如說國家該行郡縣呢或封建呢?國家是否該設有兩個首都呢?明朝自太祖中期就廢除宰相了,「置相」的問題一直是明代知識分子關懷的事,還有奄宦在亂政,是中國政治史上特有的問題,明代中期後益發嚴重,該如何處理呢?這些事大家都知道重要,但討論了半天都無法徹底解決,顯示帝制本身才是更重要的議題,帝制的問題其實更該討論的,但受限於時代,總是不能談或談不開。

    太大的問題無法解決,只有商討個人的事了。譬如人該選擇仕進或身居林下呢?在創作上,文學的目的是要表現典律或伸展個人自由呢?在哲學上,古人所說的「天理」存在嗎?它存在於聖人的言談之中,或是既存於我內心呢?如在我心中,那心中的天理(即良知)是否能作為我衡量價值的最高準則呢?爭議俯拾皆是,有大有小,其複雜的程度,也往往因人而異,有人很快作出決定,有些人被爭議糾纏,久久無法解開,也不能放下。

    談起被爭議糾纏難以脫困的人,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黃宗羲,他有本《明夷待訪錄》是專門討論治天下國家的大道理的,也有部《明儒學案》專談明代讀書人的修養論、知識論的。在學問上,他善於整理材料,常將很混亂的事務理出有秩序的線條來,又提出了不少高論,所以他學術貢獻是不小,但只要有關他自己,他卻往往被紛亂所擾,往往終其一生無法解決。譬如他的《明儒學案》,他在成書之後,光是序言就數易其稿,不是修辭上的問題,而是內容的問題,他有幾個重要的議題始終決定不下來,稿一篇篇的寫,往往後稿推翻前稿,但後稿所言是不是他真正的結論,到今天還是無法判斷。譬如他一篇自序稿原有記惲仲昇(日初)的事,上面是這樣寫的:

    歲己酉,毘陵惲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生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為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寧可不為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

    這段文字很重要,黃宗羲在1677年自己同學友陳確死了後也說過:「嗟乎,蕺山諸生,今日凋落殆盡,浙西獨有先生與惲忡升(仲昇)尚無恙,又弱一個焉」,都說明劉死後,劉門只剩僅僅三人,而陳確死後,劉門只剩自己與惲仲昇兩人了,這顯示晚明學術寥落的真實景象,是非常值得後世注意的。但後來不知何故,黃宗羲把此段文字刪了,全文不再談惲仲昇事,卻不知是因何緣故?

    於惲仲昇的著作流傳不廣,當今已很少人知道他誰是了。惲仲昇名日初,是江蘇武進人,仲昇也作仲升(文獻多通用),他較知名的是他是清初大畫家惲壽平的父親。黃宗羲又有篇〈惲仲升文集序〉的文章,其中說:

    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於武林。通朗靜默,固知蕺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項,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為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牆,而為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吊劉伯繩,余與之劇談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蓋仲升之學,務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為是非也。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另矣。」

    此文寫在劉宗周兒子劉汋(字伯繩)死的當年(康熙三年,1664),目的在為惲仲昇辯護他究竟是禪或是儒的事,因為當時很多人是把惲當成禪家來看的,但黃所言尚很表面,可見知慍不深。而《明儒學案》的前後序都寫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距黃宗羲死(1695)僅兩年了,可見此序應是黃晚年對明代學術的定論。

    黃宗羲雖說惲仲昇是師門高弟,但內心對他並不是那麼的欽服,否則不會說「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但既是如此,何須要在原序文中說上這一段呢?而到最後確定的序文時,連這些話都不要了,可見黃宗羲對他的看法又有了變化,什麼事導致了這個變化,而變化的結果是什麼,其實都不清楚,主要是黃宗羲自己沒有明說。而像這樣類的例子不僅發生過一次,陳確死後,黃應陳確兒子陳翼之請寫墓誌銘,一篇很簡單的墓誌銘他先後寫了四次(詳見本書〈論黃宗羲的四篇「陳乾初先生墓誌銘」〉),每篇對陳的意見與評論都不相同,這些判斷是對別人的,也可視為對自己的,可見他性格上的游移,行為上的徘徊踟躕,使他的生活過得多麼艱辛,而且這段時候自清初(劉宗周死)起到黃自己的死亡(1645-1695),長達有五十年之久。

    黃宗羲少年時曾在法庭對仇人公然行凶,是為報父親黃尊素被陷害之仇,這行為甚至引起崇禎帝對他的側目與同情,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見《清史稿》本傳)可見少年時的黃宗羲是如何的視死如歸,對自己的復仇行為在良知上如何的有自信,但晚年的黃宗羲就不再是這樣了,他對許多事都猶豫不決,他一生,尤其在後半段,免不了有悲劇的成分。他曾說明清之際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這「天崩地解」對黃宗羲本人來說,也復如是。

    這讓我想起莎士比亞有名的悲劇《哈姆雷特》(Hamlet)第三幕第一場中男主角說的一句名言:「該這樣呢,或不該這樣,這真是個問題啊。」(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哈姆雷特的問題在左右為難,在不知決擇。人都會死的,死不是悲劇,懷疑才是。

    當然懷疑自己的不只黃宗羲一人,所以悲劇有普遍性,只是有人抗拒得了,有人抗拒不了;有人澄清了,有人一直混淆。但世界是圓的,除了悲劇之外,也還是有喜劇與其他存在的。

    明代的讀書人比之前的人更知道調侃自己,有很多文章是在寫來自嘲的,譬如徐渭自著〈畸譜〉,說自己是「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王夫之自題畫像有「龜於死後隨人卜,夢未圓時末浪猜」句,他們都不忌諱把自己說得夠糟夠慘。袁宏道形容自己做縣令時是種種醜態,說自己「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作者也許為了好玩,換一個嘴臉來檢視自己的人生,人生看似平淡,但有時也有險巇在的,面對艱難,不妨暫時輕鬆一下。李漁在《閒情偶寄》書上說故事,說之前康對山(康海)朝著北邙山建園林,朋友跟他問說,面對此景,將何以為樂?不料康說:「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這種達觀有點惡作劇的性質,作者表面在挖苦、嘲弄自己,其實在嘲諷世上所有的人。笑弄之間,世上的福與禍、悲與喜,界線好像都不是那麼分明,而人生至理,有時得靠幽默來找尋了。

    明代出了不少笑話書,記錄了不少有趣的事,有些笑話是刻意「製造」出來的。《時尚笑談》中記一士子帶僕上京赴試,忽被風吹落頭巾,僕曰:「帽落地。」士子囑曰:「今說落物,莫說落地,只說及地(第)。」僕為之繫好頭巾,曰:「如今就是走上天去,也不會及第(地)了。」及第落第,當然是天淵之差,但眾生芸芸,不見得都是考生,有人在乎,有人不在乎,寫笑話書的把這天與淵的距離弄丟了,將原本朗朗世界弄得迷糊一片,剩下的,只得「滄海一聲笑」吧。

    這是爭議的來源吧。面對同一件事,讀書人緊張,不識一字的人卻顯得鬆弛;一個推論,聰明人否定,愚蠢人肯定。同樣一個故事,聰明人把它演成了悲劇,愚蠢人則啼笑皆非的把它演成了喜劇,只是古裝或時裝之別,還有換個主角的名字罷了,臺上所演的戲碼,其實從未改變過。

    這些戲是明代的,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的。
    目次
    目錄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2021年版序
    自序:迴音壁旁的爭議

    明儒中的主動派與主靜派
    仕進與講學:以王畿、錢德洪的選擇為例
    羅汝芳論《大學》
    論「道理不行,聞見不立」
    何心隱與李贄的人倫觀
    論黃宗羲的四篇「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論陳確的《葬書》
    明末清初有關封建、郡縣的爭議:以黃、顧、王為例
    明代笑話書中的士子
    散文的解放與生活的解脫:論晚明小品的自由精神
    張岱與《西湖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