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皇帝同時成為金人的俘虜，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

　　對於享受過文明富庶生活的宋人而言，靖康之變無異於滅頂之難。
　　南宋高宗指出：「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靖康之禍歸罪於王安石、蔡京等人的說法，因此成為南宋的主流，甚至到元明清各代都有人持同樣的看法。然而，北宋滅亡原因果真是如此嗎？靖康之變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玄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游彪鑽研宋朝歷史多年，在《靖康之變──北宋衰亡記》中，他將靖康之變置於核心，再從不同角度切入分析這場劫難，以及靖康之變後，南宋高宗苟且偷安，失去多次收復北方故土的機會。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金人南下，朝野震驚，開封城在金軍的圍困下最終陷落。次年三月，金軍燒殺擄掠整座開封城後，強押徽、欽二帝及眾多皇室成上北上，北宋滅亡。此即靖康之變。


　　宋朝，一直是令人人迷惘的，因其完全顛覆所謂盛世理應涵蓋各種層面的邏輯。然而，便是這般矛盾，深深吸引著眾多歷史學者，並試圖釐清何以無能的政治足以涵養出強勢、豐富的經濟文化，而這般繁榮似錦的經濟文化，卻又抵擋不住蠻橫外族的悍然入侵，靖康之變彷若噩夢，一夕之間，風雲變色，北宋慘遭摧毀。這樣的矛盾從何而來？而靖康之變的歷史責任，就只是王安石一人必須承擔的嗎？


　　一開始，是宋太祖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自此武人成為朝廷弱勢，性質完全改變，例如大將曹彬。曹彬雖對收復後蜀及南唐有功，但其實並沒有多少戰功，然而卻受到宋太祖重用及當時士大夫推崇，主要原因在於他僅一味地聽令於宋太祖，唯命是從，而且知書達理。他善於揣摩上意，甚至在一次攻打北漢時，眼見勝利在握，他卻遲遲未出兵，最後竟下令撤退。即便戰敗了，他的理由竟是，「陛下神武聖智，尚且不能取得勝利，做臣子的怎麼能夠成功？」由此可見，宋代武人在政策的磨鍊下，成為未敢輕易貪功、只求明哲保身的臣下。


　　而後，作者再論及靖康之變一直以來的罪人──王安石。游彪認為，王安石成為北宋滅亡的眾矢之的，在於南宋高宗刻意定調的言論。但在〈變法風雲〉一章中，作者自王安石本身的性格談起，他的質樸、不拘小節、懷抱理想的個性，是致使他淪為孤臣的主因，更使其在變法的過程中，只知從一而忠，無論是否得罪其他大臣，強勢地以科舉的方式，培植自己的勢力，進而導致嚴重的新舊黨爭。但在王安石看似一意孤行的背後，宋神宗才是背後扶植起往後黨爭態勢愈烈的那雙手。


　　於是，作者接續分析起北宋末年幾位皇帝的執政風格，哲宗對反變法派的打擊、徽宗的奢侈無度以及欽宗的反覆不定。而亂臣賊子如蔡京等人，等於是乘虛而入，控制朝政，宰制國家，慫恿皇帝求和以偷安。


　　靖康之變後，時代進入南宋。歷史總是說，秦檜是造成南宋無法收復失土的主因，但在作者分析下，秦檜不過一枚棋子，下棋者其實宋高宗。無論李綱、宗澤或岳飛，他們在與金國相搏的戰場上多次告捷，大有收復失土的可能，無奈宋高宗唯恐帝位在拯救徽、欽二帝南歸後受到威脅，總是下令撤軍，只求偏安。宋、金兩國以淮河為界的局面，大抵確定。


　　而對於偏安的朝廷，南宋人各有所表，更因為身處危難間，人性愈發彰顯。於是可見李綱、宗澤及岳飛的忠心，秦檜及其黨人的貪生怕死、賣國求榮，李清照所見證的流離失所，以及辛棄疾的壯志未酬。作者在本書中，皆一一呈現，使靖康之變前後的歷史樣貌，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