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除了戰亂和改朝換代這樣大的社會動蕩外，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實際上波譎雲詭、變動疊出的就要數官場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即所謂建功立業，拜將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儘量保全自身，以固榮寵，其中自有諸多的學問和策略。　　但這些，正史中很少去加以正面描述，只是偶爾留下一些蛛絲馬跡，而在個人著述中，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大概是因這裡面權謀的因素太多，不好明以示人吧。但儘管這樣，仍然有人寫下一些自己對官之道的體會，當然不會將其公之於世，只是供自己把玩，或傳給子孫作參考。　　作者屬名長樂老的《仕道》或許就是這樣的一篇著述。長樂老是五代人馮道的號，如果我們沒有猜錯的話，很有可能是馮道寫下的。而從文中的口氣看，作者有過官場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是深諳官之道的。倘若真是馮道所著，那倒真的可以說是恰如其分了。　　因為馮道是一位在官場中久經歷練的人物，官時間長，歷任朝代多，任官職務高，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他是最有資格，也是頗有可能寫下這樣的文字的人。　　馮道字可道，瀛洲景人，一生中曾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和契丹任官，事奉過「四姓十君」，而且都是作重臣，並多次相，所以人稱「不倒翁」。他所以長盛不衰，除了具有相當的政治經驗外，也和他處事圓滑、經驗老到有關。　　馮道在五代的官僚中也是比較重視文化的一位。史書上說他自幼好學能文，除了奉養父母外，只是讀書吟詩，即使大雪封門、塵垢滿席，也興致依然。他本人著有《長樂老自》，在後唐長興三上時，還印行經籍標準文本，依唐刻《開成石經》，並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周禮》、《儀禮》和《禮記》，以端楷書寫，能匠刊刻。至後周廣順三年五月雕印完成，歷時二十二年。同時刻成的有唐代張參撰《五經文字》、玄度撰《九經字樣》等書。因刻書事業由國子監主持，故史稱「五代監本九經」，創官刻書籍之始。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對此，元王禎評「因是天下書籍遂廣」。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這篇屬名「長樂老」的文章或許是出於馮道的手筆。從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儒家的仁學。這不足怪，自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後，讀書人不可能不受到這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自有其積極的一面，比方說他在文章中流露出一定程度上的民本思想，認官就是管理，官之道在做到公正、公平，順應民心，這樣才會長治久安。　　他也比較注重實際，雖然他提出修身養德，但也指出做官要想有所作，就一定要精通做官術。離開了這些策略，不僅難以建立功業，就連保守自身都難以做到。這就體現出他的道術更多是來自老子的主張，與漢朝張良、陳平等人信奉的黃老之術一脈相承。當然裡面也多少帶有一些法家的思想，但總的說來是以寬仁主，但這裡的寬仁，就不免帶著某些策略性了。這篇文字的大部分內容涉及到了做官的人如何具體操作，如如何識人，如何明辨真，如何侍奉上司，如何統御部下，如何用人，如何全身，如何論辯，甚至還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玩弄權術的內容。　　這在今天看來，當然很好理解。官場上的殘酷和多變是人所共知的，官，如果只是具有政治上的抱負，而不諳官場的策略和技巧，很可能陰溝裡翻船，甚至身家性命也無法保全。就拿進諫這樣最普通的事情來說，魏徵因為直言敢諫成為大唐的賢臣，但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官爵，還掉了腦袋。在用人上也是如此，所人的人主和官員都大談重用賢才，但何者賢，何者為不肖，卻因人而異，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在對待下屬上也是如此。如何才能調動和發揮下屬的積極性，也是一門學說。當然，無論在古代，還是在現代，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具有政治遠見，並能明察是非，是作為領導者必須掌握的。如果我們將這些抽去具體的內涵，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把握其精髓，對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總之，這篇文字雖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對於掌握官場策略和技巧還是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藉由書中各篇文章，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封建時代官場的權術。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透過它提供的內容，我們既可以識別官場中的某些機巧，而且有些作法甚至在今天仍可以採用，如對待上級，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對待下屬，既要嚴格要求，又要適當寬鬆。這些都屬於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範疇，即使在今天，也是適用的。至於其中的詐術，如果用於正當的地方，似乎也未嘗不可。　　技巧本身是沒有對錯的，關鍵在於你的目的是怎樣的。如果我們秉以公心，要把事情做好，適當地掌握一些官行政的技巧，應該是無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