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是誰？這個問題充滿了弔詭。這個名字在台灣絕對是家喻戶曉，以致於這個問題顯得十分愚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對這個熟悉名字的背後，卻又是如此陌生。　　他是遠赴俄國、經過 13 年共產主義洗禮的熱血青年，也是嫉惡如仇、在上海打老虎的蔣專員；他掌控了台灣的情治系統，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中，可見他的身影，但他也是親民愛民的蔣院長，晚年又推動民主改革、開放大陸探親的蔣總統。　　在這麼多互相矛盾的形象中，到底哪一個比較接近的真實的蔣經國？經過李登輝主政 12 年，新台灣人又要如何重新評價蔣經國對台灣的貢獻？　　陶涵（Jay Taylor）這本《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是目前最新、最完整的蔣經國傳記，由時報出版與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同步出版中、英文版。陶涵先後任職美國駐華大使館、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現在是「費正清中心」研究員。　　照理來說，這麼一本評傳實在不應由美國人來撰寫。但是陶涵的美國人身分，卻使他比較能跳脫台灣島內政治情緒、立場、意識形態的糾葛，來評價蔣經國，而陶涵也的確做的相當出色，他在敘述蔣經國大陸時期的經歷，對於蔣經國性格的剖析，有相當精到的看法。　　而且由於陶涵本身的職務與美國對台政策相當熟習，加上近年來解密的外交文件，使得陶涵在敘述蔣經國在台灣的歲月，能挑筋剔肉，勾勒出蔣經國與台灣的命運之間的關連。書中所爆的中、台、美三角關係在冷戰時期的內幕，其精彩程度遠遠超過前一陣喧騰一時的「密使案」。　　以上因素都使得這本《蔣經國傳》成為一本有見地、有深度的傳記，在十年之內，恐怕任何一本類似的著作都不可能出現超越它。

蔣經國的民主與兩岸契機 二○○九年序 陶涵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時，他剛完成為時二十年的改革，更於生前最後一年開啟自由、多黨民主的大門。他曉得在民主體制內，人性的奇想怪行，不論好壞，全都會釋放出來，但最後仍能去蕪存菁，只有沒有監督制衡的社會才會落到最壞的地步。所以能有今天，除了歸因於反對黨人士持續不斷的壓力和正面批判，另一就是蔣經國及其同僚的智慧。蔣經國早就了解，國民黨及蔣家要能延續，只能朝向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反對黨人士也曉得時間站在他們這邊，使用暴力只會適得其反，會破壞島上正在進展的「經濟奇蹟」。　　台灣政治火炬的傳遞，等同要少數的外省人權力交棒——他們曾經以殘暴威權掌權，造成與台灣本省人的長期對立。蔣經國曉得，由於許多台灣人嚮往台獨，這種轉變將威脅到一個中國的原則。可是，誠如本書指出，蔣經國也相信，唯有台灣人民支持，與中國大陸的統一才能完成，而且只有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這才有可能——直到一九八九年前這似乎是進行式，其中有部分正是受到台灣政治自由的催化。　　因此，天安門悲劇不僅對中國民主前景是悲慘的挫折，對中國統一的理想又何嘗不是。此後二十年，儘管中國的經濟成長成績亮麗，一九九七年全國七十三萬四千個村級單位也開始選舉，讓一些中國人學到自由的代議制度之規範和程序。可是二○○八年北京奧運期間，異議人士即使在官方劃定的「抗議區」活動，也遭受彈壓，以及中共政權對網路內容和使用實施歐威爾式的嚴密監控，在在顯示胡錦濤主席似乎決心加強政治彈壓，不允許逐步鬆懈。二○○九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這些中國領導人更全面封殺台灣、印度或西式民主的所有特質，宣布中國共產黨絕不寬容社會動亂或任何對其政權的挑戰。雖然沒有點明台灣的實例，但他們誇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優於台灣式的體制。　　胡錦濤也和蔣介石一樣，相信儒家的觀念：良好社會應奠基在和諧之上，若無穩定和紀律，就不可能有和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人，包含先前的蔣介石，都以儒家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光榮做為國家的道德、倫理基礎。當然，蔣氏著重的還有反共，一場要到他死後才贏得的戰爭；但蔣介石更聲稱國民黨的長期政治目標是自由民主。結果他宣示的理想使舊政權處處受敵，必須對不民主的作風自圓其說，同時也把體制推向漸進改革之途。反觀，胡錦濤並未承諾有朝一日大陸會享有言論自由和不受黨控制的法治，更絕口不提可能會讓共產黨失去政權的自由選舉。　　儒家也相信，要使社會和諧、井然有序且欣欣向榮，在上位者除了要有強大魄力，也必須開明、澤披四方。在這樣的體制下，統治者自然偶爾感覺到需要寬容、或假裝寬容一個相對開放的公民社會。蔣經國時期，甚至他父親的晚年，也變成愈來愈「軟性」的威權主義。之所以會如此轉變有幾個原因，諸如：斷絕外交關係後，蔣氏有需要安撫他們最重要的美國盟友；蔣經國在一九六○年代末期體認到外省人的獨裁體制最多不會再存續超過一個世代；一九七○年代及八○年代初期，中國已結束孤立狀態；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的外交困阨。凡此種種因素之外，台灣人民日益富裕、教育發達、城市化，也都有助政治改革的推動。台灣——而不只是蔣氏政權——必須找出另一個存在的理由。但二○○九年，除了社會、經濟和知識界出現深層改變之外，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這些因素，在中國大陸統統不存在。　　即令如此，與台灣情況相若的是，大陸在經濟起飛之際，公民社會也相當蓬勃發展。我一九七○年代到大陸旅行、八○年代長住中國，當時公開存在的組織無一不是黨、政、軍的機關工具。今天，中國一般老百姓其實滿能夠隨心所欲生活，除了不能公開有政治上的反對意見之外，私底下講話也相當自由。二○○九年，中國號稱有近二十九萬個非政府組織、二十七億種期刊、一億五千萬網民。中國領導人覺得不需要表現得太獨裁專制，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即是至今（二○○九年三月）對去年夏天簽署宣言，呼籲國家走上真正民主的三百名知識份子和異議人士，仍無報復行動。　　目前促使北京自制、沒對公民自由設限，且主張起碼的軟性威權主義，有一個既獨特又諷刺的因素，就是他們需要去說服海峽對岸的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近來擺明摒棄改革，實際上卻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一樣，在個人自由方面，曲折、緩步邁向更加開放的社會。但是，中國二○○八年起對西藏異議人士的鎮壓，並不利於讓台灣人接受任何表面的政治統一；至於北京是否允許香港立法會議員全部交由普選產生，將是下一個風向球。　　馬英九總統曾是蔣經國的親信部屬，他在二○○八年以極為懸殊的選票當選，反應出族群趨於諧和、台灣民主益加成熟。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和平輪替。馬英九贏得絕對多數票，意味著二○○八年絕大多數台灣人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追求獨立是不可行或危險的事。同時，兩岸的經濟愈見統合，台商在大陸設立七萬家公司、投資逾一億美元，有一百萬名台灣員工和眷屬長住大陸。在馬英九總統主政下，相信此項重要關係還會成長，也有助於雙方克服漫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它將有利長期的臨時協議，或甚至在兩岸政治關係出現有創意的正式協議。畢竟儒家不斷反覆教育的，正是在棘手的爭議中，尋求符合雙方原則與利益的精妙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