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於文明」、「同化於民族」
日治時期結束之後，殖民仍給臺灣人和臺灣社會帶來重大的影響
為了扎扎實實地轉換為「臺灣人」，我們必須不斷地冷靜省思這一段「同化」教育的歷史意義。



本書主要是透過日治時期「同化」教育的分析──有關近代化論述和實際政策內容，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繼而去探討近代臺灣人認同意識之內涵、特質及意義。

　　由於掣肘於「國體論」這個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中含有相當程度的近代性，以及日本獨特的精神文化。而根據「國體論」，臺灣人取得平等待遇的條件取決於「同化」教育的程度。因此為了爭取平等待遇，臺灣人以選擇性、自律性的態度積極去接受「同化」中的近代化，應該不是妥協而是一種「以接受作為抵抗」的抵殖民。因為如此對應「同化」的方式，必然會壓縮到殖民差別統治的正當性，或動搖到「國體論」。

　　跳脫出「漢賊不兩立」的傳統抵抗觀，我們發現臺灣人在日治時期不斷圍繞著近代文明這個議題，與統治者之間產生賦與、接受、希求、拒絕、自立、抑止的複雜互動。在這個互動過程中，統治者被迫不斷的調整其「同化」政策並大量普及教育機構。而在「以接受作為抵抗」的歷程中，臺灣人以機巧的抵抗方式達成了近代化。

　　不過臺灣人利用「同化」教育強烈追求近代文明的態度，相對的淡化了其保存或強調傳統文化的意願和形象。而透過如此的抵殖民過程和經驗，所形構出的漢民族共同體「想像」，成為戰後臺灣人認同意識的特質與基礎。

陳培豐
臺灣臺北市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語日本文化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同化」的同床異夢》、《想像和界限》、《歌唱臺灣》。
王興安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編輯。
鳳氣至純平
日本橫濱人。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現為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長榮大學應用日語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臺灣歷史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