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傳染有諸多感受，這些感受本身就是一種傳染。」

「傳染不僅是醫學課題，更是社會的隱喻、道德的試煉與文明的陰影。」

「傳染病的歷史從來不是單純的醫學史，而是一部關於社會規訓、道德教化與文化想像的歷史。」

「傳染的敘述由歷史、文化、社會建構而成，因此傳染也是語言的構建。…傳染本身就是一種隱喻的語言。」

「我們或許對某些疾病產生免疫力，但我們面對疾病而產生的恐懼與焦慮，始終無法免疫。」

「傳染病最核心的特質在於它的必然性：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會爆發，而在於何時與何地爆發。歷史並未過去，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在當下回返，提醒我們，人類社會與傳染病始終處於一種無可避免的糾纏之中：疫情從未真正遠離過，而我們與疫情之間的距離竟如此貼近。」

本書深入探討維多利亞時期文學與文化中對「傳染」的再現，並分析這些再現如何形塑一套以監控與控制為核心的道德經濟。作者試圖揭示，傳染論述在實踐層面的運作如何影響醫學科學、文學創作與大眾想像三者之間的交織互動。

在維多利亞時期的世界觀中，潔淨被視為道德乃至神聖的象徵，這種價值觀滲透至當時的科學理論、文化生產以及日常生活。傳染論述圍繞著「潔淨」與「傳染」的二元對立，並在相關的治療與預防實踐中，逐步演變為一種醫療化與監控並重的文化機制，構成一種「健康政治」與「道德經濟」。

本書旨在拆解形塑此一傳染論述的文學與文化因素，進一步檢視這些歷史性的想像如何在當代社會延續其影響，並藉由分析狄更斯、南丁格爾、查德威克、蓋斯凱爾、史諾等維多利亞作家與學者的經典作品，探討傳染與潔淨之間的隱喻與權力邏輯，探究傳染論述至今為何仍深深影響我們對健康、風險與他者的理解與治理。


※本書英文版榮獲2021年第十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陳重仁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學術勵進講座。亦為《中外文學》總編輯，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訪問學者、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其研究領域涵蓋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當代英國小說與醫學人文等，長期關注文學與社會、醫療、文化想像之間的交會。著有《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老樣子：從神話史詩到現代小說，跟著西方經典作品思考「老化」這件事》等專著。

導論（摘錄）

傳染是有形實物、生物實體、心理向度、文化產物、社會建構，也是政治過程。傳染既是私人問題，也是公共議題。傳染是醫學教科書中定義的客觀範疇，也是主觀感受的對象。傳染所衍生的恐懼和焦慮讓人可以感知和分享。我們對傳染有諸多感受，這些感受本身就是一種傳染。傳染是人際關係的紀錄、社會與經濟的活動，以及個人的債務、責任與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儘管傳染可能是種主觀的經驗，但傳染的狀態卻很少以主觀的方式來界定——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生病了，但我們不會覺得自己具有傳染性。事實上，在專業醫療人員透過觀測、檢驗、通知等程序確認我們的狀況之前，我們往往無法得知自己是否具有傳染力。因此，傳染促使我們進一步探討，了解預防與治療涉及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誰有權定義傳染？誰能決定處理的方式？對於確診具有傳染力的人來說，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們？最後，那些被確認具有傳染力的人，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在拉丁文中，contagio與contagium兩個字都有「傳染」的意思，在希臘文當中，「傳染」則是epaphē這個字。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就有傳染的概念，指的是「疾病透過身體的接觸，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身上」。在十九世紀大半時間，科學家和一般民眾通常將「傳染」（contagion）與「感染」（infection）視為不同的概念，而傳染甚至被視為一種集體理念的實踐。本書將有關傳染的概念產生與防制統稱為「傳染論」（contagionism），有關感染的概念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則概括稱為「衛生論」（sanitationism）；兩者指的不只是醫學上的研究與臨床操作，還含括廣義且普及的知識生產與價值態度。這個時期有關疾病傳播的方式存在相當多的爭議，而傳染與感染也被視為不一樣的概念。一般說來，傳染指的是人際接觸，而感染則涉及環境因素。傳染具有「因身體碰觸而擴散」的意涵，而感染指的是疾病「透過空氣或水等環境因素」而傳播，經常與「瘴氣」（miasma）一詞同時出現並交互使用。就理論產生的脈絡來說，感染的概念與傳統的體液理論更為相容：西方的「體液論」（theory of the humors）具有悠久的歷史，經常用來解釋自然環境與生命構造的元素，強調內在自我與外部元素之間的平衡；這一套理解環境與生命的理論通用多時，直到維多利亞時期初期依舊是主流的醫學理論。相較之下，傳染是較為新穎的理論，對過往的觀念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受到醫界的支持，被視為缺乏理論與實證基礎，甚至被斥為誤導醫學發展的異端。

在瘴氣論的啟發下，傳統醫學理論和社會改革被統稱為衛生論。衛生論假設，如果生活環境保持清潔、健康，並清除一切危害或威脅人類健康的物質，則所有可能的疾病都能得到預防和遏制。衛生論的敘事開啟一連串社會運動和政策擬定，以清理貧民窟和重建城市為具體的努力目標，最終促成公共衛生法規的頒布實施。而最直接受到公衛法規和政策衝擊的，通常是城市貧民窟中最脆弱的底層人口：衛生論的敘事將他們描繪為貧困、不公和厄運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將他們視為威脅公共健康的加害者。

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論述和政策色彩鮮明，且有一個共同特色：它們都具有跨界交流的特質。正如金恩（Martina King）和魯滕（Thomas Rütten）所提到，傳染是「描述性的術語」，涉及接觸、傳遞和過渡的概念。無論在時間、空間或認知等層面，傳染意味著連結「內部」和「外部」的通道。傳染是對未知、看不見的因素的具象化呈現，揭示這些看不見的因素如何跨越邊界；在緊急情況下，傳染往往開啟入侵的隱喻。早在十九世紀中期，醫師們就已經使用武力對抗的術語來描述霍亂傳播：「恐怖之王」擁有「海克力斯般的力量」，其勢如破竹，「猶如阿基里斯」一般所向披靡。傳染具有歧視性，以簡單明確的定義區隔常態與病態，並對於「散播傳染的人進行評價、指責，最終導向汙名與迫害的結果」。本書將瘴氣、感染、瘟疫、傳輸、汙染和傳染等概念放在一起討論，儘管這些術語存在細微差異，但這些術語所描述的運作和關注往往有許多共同點。正如哈姆林（Christopher Hamlin）所指出，從十九世紀早期到中期這段期間，瘴氣和傳染的定義混沌不清，相關術語經常「在各種不同的定義與目的下交互使用」。哈姆林認為，許多科學家甚至認為這些術語是同義詞。

傳染是由臨床操作、實驗研究和文化參與所共同產生的語言構造。正如古德（Byron J. Good）所述，醫學語言是一種「豐富的文化語言」，它不僅「與高度專業化的現實版本和社會關係體系聯繫在一起」，對於所牽涉的「技巧性功能」也抱持著「深沉的道德關懷」。大多數的傳染肉眼都無法看見，人們往往得透過別人的敘述來了解傳染；如米契爾（Peta Mitchell）所指出，疾病的危險與威脅顯然率先「透過語言表達」。而且像所有的敘述一樣，傳染的敘述由歷史、文化、社會建構而成，因此傳染也是語言的構建。自從有了傳染的概念以來，傳染的敘述便伴隨而生，不過一直要到維多利亞時期，這些敘述才開始融合認識論、道德經濟、自我技術，成為社會控制模式的一種。傳染的敘述語言透過各種對立的概念生成，健康與疾病、衛生與腐敗、正常與不正常，這些對立正是傳染通用語言的核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傳染的語言不單只用來陳述身體的傳染，亦被用來描繪各種不同的狀態。佩林（Margaret Pelling）以「繁衍複製的隱喻」來描述傳染的興起與擴散；傳染本身就是一種隱喻的語言。正如布里澤（Olaf Briese）做出的結論，只要是文字無法清楚傳達的概念，都可以使用傳染來表達。

在發展的過程中，公眾對傳染的理解不再局限於顯微鏡下的研究，變得愈來愈受到傳染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個轉變具有明確的政治含義。根據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說法，他宣稱瘟疫具有「文學虛構」的成分，由瘟疫論述打造出「規訓機制」的模組，「具有管束規範的效力，可深入滲透到日常生活最微小的細節當中」，「以極其獨特且廣泛的方式，在所有人的身體上產生強大的影響」；無論是臨床治療的操作，或是集體記憶的生成，醫學更關注「什麼是正確的」，而不是「如何正確地做事」。傅柯指出，「十九世紀的醫學建立在常態規範之上，而非健康」。在他提出的全景敞視理論（panopticism）當中，傅柯闡述監督和控制的力量鋪天蓋地而來，尤其針對那些生活在「混亂」或「不正常」狀態下的人，影響效力更為強大。麥克里亞（Frances B. McCrea）也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傳染的定義「由社會建構」，而傳染的「本質就是政治」。

傳染論述的反面是健康的概念。伊利奇（Ivan Illich）主張「健康……是修飾倫理和政治行動的形容詞」。「健康」是一種理想的生活型態，體現為「整體、和諧與良好的運作……是體驗美好生活的承諾」。醫學定義這些範疇，致力於控制傳染，並維護健康的極大利益。醫學的操作成為社會控制的運作機制，抑制所有對衛生、整潔與秩序造成危害的潛在威脅。醫學始終主動積極並保持警覺，隨時搜尋疾病的不正常狀態，藉此擴大對社會的掌控。如此一來，醫學便扮演了「道德企業家」的角色，不但得要發現和描述新興疾病，為疾病賦予社會意義，並將某些疾病判定為無法容忍的惡疾。而這些醫學所做的區分，在倫理上取得重要的意義；對於遭受傳染侵害的人，維多利亞社會傾向於將這些人視為需要規訓和管束的對象，而這些人往往也被視為社會結構中汙穢和汙染的成分。以醫學為基礎所做出的判斷，健康被視為良善，而疾病則被認定是敗壞；正常是自然，而異常則被視為病理；衛生是道德，傳染則是罪惡。

傳染的觀念與維多利亞時期對外部世界的理解密不可分。傳染敘事的核心是對陌生人的恐懼和著迷，根據沃爾德（Priscilla Wald）的說法，這種陌生感「來自外部」，最終轉化為「內部的敵人」。傳染被視為由負面因素引發的擾動，具體顯現身體不應有的特徵或未能達到的狀態。隨著傳染擴散，逐漸加劇的惡化明顯損害本來應該是健康的身體標準。

在臨床操作中，所謂運作順暢的正常，通常由功能與特徵的異常程度來進行反向定義—這裡討論的傳染正是異常狀態的一種。正如沃倫（Martin Wallen）所言，雖然我們無法為健康提供充分的定義，但我們可以界定不健康和傳染性的特徵。當我們排除所有與汙穢和傳染相關的負面特徵時，剩下的便是不可侵犯的潔淨和端正的常態。沃倫將健康與疾病的二分法比作蘇格拉底在《理想國》（Republic）中所做的區分。沃倫指出，蘇格拉底建立了一個內部空間模型，以對抗外部威脅為前提來劃定防禦界限。公民得以生活在受到妥善保護的健康城市中，免於混亂、入侵和傳染的侵擾。對蘇格拉底而言，健康城市可以「類比為正義與健康的個體」，藉由個體努力為自己創建「一個連貫且有意義的身分」。而與這種連貫、有意義的身分相對立的，就是來自於外部具有傳染威脅的侵略者。幾個世紀以來，傳染的成因被視為外來威脅，這些意象在十九世紀連結日益緊密的世界中不斷擴散。

中文版序（摘錄）

本書英文版由國際著名的羅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於2019年9月首度以精裝版發行，2021年6月再推出平裝版出版，並於同年12月榮獲中央研究院第十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我特意標示出版的時間，甚至精確到月分，因為讀者們若稍加回想，應當還記得那段時期世界正發生著何等劇烈的變化。

中研院當時提到，「有鑑於全球正面臨百年一遇的大疫，臺大外文系教授陳重仁《維多利亞的感染：維多利亞文學想像的風險與社會控制》（編按：此為當時新聞稿暫譯書名）一書，探討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疾病感染的醫學論述，如何改變文學的書寫慣性，並揭露技術限制下的無知與偏頗。評審表示作者以傅柯理論為出發點，探究文學作品、文化現象與社會思潮中，醫學權力規訓與傳染知識建制的關連，值此新冠病毒肆虐之際，本書亦可作為相關傳染病主題的參考座標」。

本書英文版出版後，評論界不約而同地將其視為一部與當下疫情形成時代共振的著作。瑞德（Jessie Reeder）在《蓋斯凱爾期刊》（The Gaskell Journal）的書評中即直言：「在新冠疫情（COVID-19）的年代閱讀陳重仁的新作《維多利亞傳染觀》，是一種既錯位又發人深省的經驗。」她特別指出，書中最具啟發性的洞見，正在於引導我們思考維多利亞時期與二十一世紀之間的歷史呼應與交會。與此呼應，溫特頓（Bradley Winterton）在《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的評論更是開門見山：「在當代出版史上，這或許必須被視為最引人注目的巧合之一：國立臺灣大學教授陳重仁，竟在新冠病毒意外席捲而來的三個月前，出版了一本探討十九世紀英國流行病，以及傳染在維多利亞小說中呈現方式的專著。」他進一步補充：「他當時幾乎無法預見，這些話語竟會如此近乎預言般地應驗。」這些評論突顯了本書的特殊位置——這不僅是一部十九世紀醫學與文學文化史的研究，更在出版時機上，意外地成為理解當下疫情與歷史連結的重要參照。

我並不確定這本書是否真正回應了審查人與書評所寄予的期待，但在出版後親眼目睹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老實說，我確實感到震驚、甚至錯愕。我從未料想到——但或許已隱約知曉——那些在史料堆疊中反覆爬梳的十九世紀疫情，與我們此刻身處的二十一世紀疫情，並非彼此遙遠的歷史片段，而是同屬一個不斷重複、從未遠離的經驗場域。令我深感震驚而清楚意識到的是，傳染病最核心的特質在於它的必然性：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會爆發，而在於何時與何地爆發。歷史並未過去，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在當下回返，提醒我們，人類社會與傳染病始終處於一種無可避免的糾纏之中：疫情從未真正遠離過，而我們與疫情之間的距離竟如此貼近。

然而，疫情席捲之後，人們幾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將那幾年的痛苦拋諸腦後。畢竟，這段時間所有人都承受了難以言喻的辛苦，誰還願意回頭細細追問，或重新反思這場震撼世界的現代啟示？換言之，本書的價值若僅在於疫情爆發前所呈現的近乎柯南式不幸預言，那麼在事過境遷之後，為何仍要閱讀此書？又為何值得費心將它翻譯為中文？

答案或許正在於：疫情雖然過去，但它留下的歷史餘震與集體經驗，仍深刻形塑著我們的社會與文化。閱讀《維多利亞傳染觀》，不只是回顧一段十九世紀的醫學與文學史，更是提醒我們如何理解公共衛生、社會規訓、階級偏見與文化敘事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它所揭示的，不僅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恐懼與想像，更是我們今日仍在面對的結構性困境。將此書譯介為中文，正是希望讓讀者看到疫情如何一再重演、如何迫使我們反思文明的代價，以及人類社會如何在災難中建構秩序、卻也複製排除與不平等。

也正因如此，本書值得在疫情之後繼續被閱讀，並進一步被翻譯成中文。它提醒我們，傳染病的歷史從來不是單純的醫學史，而是一部關於社會規訓、道德教化與文化想像的歷史。正如沈恩（Sambudha Sen）在《維多利亞研究》（Victorian Studies）的書評中所強調的，本書最具力量之處，在於運用文學批評的方法，揭示出即便如查德威克《大不列顛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這樣看似技術性與世俗化的文本，也能透過論述策略而生成強大的道德效應。換言之，本書所關注的不僅是十九世紀公共衛生如何被賦予倫理化的意涵，更揭示文本風格與修辭選擇如何直接塑造社會對汙穢與疾病的感知；傳染病因此不只是臨床醫學的研究對象，同時也是治理規訓與道德教化的重要關鍵。

本書的價值正在於此：它透過跨學科的研究框架，引入批評省思的力量，將文學的方法轉化為洞察社會思想結構的工具，進而使傳染成為理解權力、知識與文化交織的核心視角。將本書譯介為中文，正是希望使更多讀者理解，十九世紀的傳染如何不斷滲透社會治理與倫理秩序之中，並在今日依然以不同形式回返我們的生活。換言之，這並不是一本僅在疫情高峰期才具有價值的專書，而是一部能夠持續照亮我們對疾病、社會與文化關係進行反思的重要著作。

圖次
中文版序
英文版致謝
導論
　　醫學人文與維多利亞時期
　　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與當代啟示
　　本書大綱
第一章　傳染理論化：傳染在維多利亞英格蘭的運用
　　「霍亂之王」
　　想像傳染
　　什麼是傳染？
　　傳染與敘事
　　傳染在社會控制的應用
　　傳染在醫學論述的應用
第二章　傳染文字化：查德威克的敘事與公共衛生治理的崛起
　　霍亂爆發的敘事基礎
　　「目光短淺與輕率揮霍」：查德威克的傳染病道德敘事
　　衛生治理的崛起
　　小結
第三章　「所有氣味皆疾病」：狄更斯筆下的醫學寫實主義與衛生敘事
　　敘述汙穢的倫理學
　　「所有氣味皆疾病」
　　狄更斯傳染敘事的人道主義傳統
　　小結
第四章　連續疫情的爆發：南丁格爾與護理的敘事實踐
　　南丁格爾作品的敘事特徵
　　感染的時間性與風險的循環
　　空間建構與衛生監控
　　小結
第五章　從想像社群到想像免疫：蓋斯凱爾小說中的醫學寫實主義
　　傳染的文化政治
　　潔淨的想像免疫體
　　傳染的想像共同體
　　小結
第六章　「論傳播模式」：史諾、霍亂與維多利亞時期的傳染視覺化
　　一滴水看世界
　　史諾：正統醫學神探
　　地點！地點！還是地點！史諾如何透過霍亂地圖展開行動
　　小結
第七章　狄更斯小說中的衛生美學與社會實踐：娼妓與傳染的道德政治
　　狄更斯與文學的社會實踐
　　妓女的病理化
　　賣淫敘事與衛生美學
　　小結
第八章　「潔淨城市即健康城市」：維多利亞時期貧民窟敘事的規範性與傳染問題
　　傳染正常化
　　貧民窟敘事中的醫學寫實主義
　　「潔淨城市即健康城市」
　　醫學寫實主義的試煉與歧路
　　小結
第九章　維多利亞時期的物質與廢棄理論：狄更斯與《我們共同的朋友》中社會的循環再生
　　垃圾理論與其不滿
　　狄更斯與灰堆
　　回收一座垃圾倫敦
　　小結
結論
引用書目
圖片出處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