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近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者，也是近代中國新學術的開山；是堅持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立場，主張剷除豪門資本主義的政論家，也是近代新高等教育的領導者。他不只是位學者，同時也是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本選輯圍繞著傅斯年人生重要時期、文類、文章先後三環來編次，選文則著重考慮當時的重大影響，也考慮在今天閱讀的價值，而從以下四個面向出發：「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論著」、「政論」、「教育」，並有機地展現他的生平與著述，來概括這位在「治學」與「為政」方面都起過關鍵作用的知識分子。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1950）
山東聊城人，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著有《性命古訓辨證》、《東北史綱》、《民族與古代中國》等。　　　　　　　　　　　　　　　　　　　　　　　　　　　　　　　　　　　　

【編者簡介】

王汎森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範圍以十五世紀以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專業領域是明清到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和史學史，近年來更將研究觸角延伸到所謂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等問題。著有《章太炎的思想》、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等書。

導言（摘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早在1980年代末，當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學生時，劉夢溪先生便曾委託我編一本傅斯年選輯，作為他所主持「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系列中的一本。我一開始答應，但後來爽約，所以該書後來由另一位學者編成了。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想要說明本集的限制。由於本叢書有嚴格的字數限制，所以需要有所割捨，我最後決定凡是傅斯年（1896-1950）著作中曾以專冊形式出現者，如《性命古訓辯證》、《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等，因為它們篇幅較大，故不得不忍痛割愛。

第二，許多年來，我都在編輯從傅斯年遺物中找到的殘篇，作為《遺文集》。這個工作仍在進行中，考慮到它們多不是傅氏生前公開發表過的，歷史意義比較少，故本集只收入一、兩篇，它們最初都是我在史語所七十五週年所慶時整理發表的。第三，由於我在四十年前用英文寫過一本關於傅斯年的專著（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該書有繁簡體中譯本，所以我對傅斯年比較詳細的討論見諸該書。

在這篇「導言」中，我並不想摘述本集所收各篇文章的內容，而是想大致梳理一下傅氏文章的一般背景與若干思想線索，以方便讀者們自己去探索傅斯年的世界。本文討論的範圍，雖然以本集所收的文字為主，但並不局限於此，這是要先在這裡說明的。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

清代史家章學誠（1738-1801），寫了一批令人微覺厭煩的文章。它們討論編輯文集或地方志「例目」，好像那些文章如何分類是一門不得了的學問。我原先認為章氏有點言過其實，但到了編這本選輯，依違於各種可能的編法時，才領悟到為文章作出一個合理的分類是很困難的事。

我當然可以依過去幾種「傅斯年全集」的編輯方式，依文章性質選編，但因為傅斯年不只是一個學者，他是轉動過時代、對歷史發展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為了能更有機地展現他的生平與著述，我的編選方式經過很特殊的考量。傅斯年同時具有四種身分：第一，他是近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第二，他是近代中國「新學術」的開山，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立者及長達二十多年的領導者。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上古史家。第三，他是堅持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立場，主張剷除豪門資本主義的政論家。第四，他是近代新高等教育的領導者，曾經代理北大校長，擔任臺灣大學校長。所以他不只是位學者，同時也是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故試著梳理他的著作時，不能離其「事」而言其「理」（章學誠：「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我幾經猶豫之後，決定不純以文類目。而是圍繞著傅氏人生重要時期、文類、文章先後三環來編次，至於所選文章則大約著重考慮它們在當時的重大影響，但也有一小部分考慮它們在今天閱讀的價值。因此本集輯一部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為了比較完整地闡發傅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風貌，我廣泛地收入此期的文字，諸如隨感、書評、政論等各方面的文章。傅斯年這個時期的文字，影響了整代中國青年，包括毛澤東（1893-1976）所辦的《湘江評論》。傅斯年對此類文章中的若干觀點後來放棄了（如放棄改中國文字為拼音文字、放棄激烈「疑古」），但大部分的觀點貫串了他一生對文化、學術、政治、教育的基本態度。

傅斯年原是北大舊學圈中代表人物如黃侃所特別看重的學生，可是慢慢地被新文化陣營吸引過去了。從各種原始材料看來，新文化運動固然是因陳獨秀（1879-1942）等人，從《新青年》雜誌以來便以「民主」與「科學」兩大理想積極鼓吹「開展」（unfolding）。但是，它也是一個在上述大方向粗略的引導下，各方面的人就其所長形成「加盟」式的發展。故新文化運動不只是幾條主線，它漸漸發展成一個思想內容豐富的「叢聚」（clustering around），在事件進行中的人們，也未必知道自己當時所作所為在後來的歷史意義。

如果說《新青年》中的陳獨秀、胡適（1891-1962）等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梯隊，則傅斯年是新文化運動第二梯隊的領袖。他在北大讀書期間，即在當時師長輩所創辦的《新青年》中發表文章，後來更於民國八年創辦並主持《新潮》，成為年青新文化運動健將的大本營。新文化運動經過了三個階段：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傅斯年在這三個階段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民國八年五四當天，他是大遊行的領隊，以上種種型塑了他作為五四運動領導人的地位。

前面提到各路志向、抱負相近的人，各秉所長，陸續「加盟」新文化運動。這個歷史軌跡，可以從近來出版的《周作人日記》（1898-1966）中看出，周作人（1885-1967）原本與《新青年》並無關係，後來逐漸被錢玄同（1887-1939）拉入，並發揮他從大量日文著作所得的西方及日本的人文知識，成為《新青年》的一支生力軍，並且帶入一個《新青年》原來所沒有的方向。從《周作人日記》中更可以看出當時還是學生的傅斯年，已經慢慢躋身於老師們所組成的《新青年》編輯陣營。

《周作人日記》1918年10月21日條錢玄同提到明年（1919）起《新青年》要採輪流主編，「凡陳、胡、陶、李、高、錢、二沈、劉、周、陳百、傅十二人云」，最後一位「傅」，應該即是傅斯年。以一個學生躋身於老師的編輯班子中，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傅斯年創辦的《新潮》，前後雖然只出了八期，但它是當時學生輩的前鋒，在當時影響非但不亞於《新青年》，對各地新學生的啟迪甚至還要超過《新青年》。用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中的話說，五四後「雖然不過八個月，社會的空氣卻是大變了」，而且「有幾十家同志」（指刊物），《新潮》的筆陣培養了一批在1930年代起領導中國新學術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運動的兩大理想「民主」、「科學」（見於1919年1月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以「德先生」、「賽先生」來表示。傅斯年對這兩大主軸拳拳服膺，他當時的文章一切以強調科學精神、理性、實證、反迷信為主。譬如他的〈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哲學不是離開科學而存在的哲學，是一切科學的總積。」一般相信，作為北大學生，他第一次受到蔡元培（1868-1940）的注意便是一篇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強調應該以科學治哲學。至於「民主」，傅斯年當時這方面的言論也不少，並且有當時認為有比較急進的自由主義者的傾向。關於這一點，我們稍晚還會再談到。

傅斯年積極提倡文化的自我再生，強調倫理的、文化的革命，取代以政治改革政治的舊路。他說在中國斷不可能以政治改政治，要走學問的、思潮的、文藝的路。同時他也說未來會有社會改造運動、平民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除了「德先生」、「賽先生」所掀起的波浪外，還有一條重要線索，即將中國許多文化積累，尤其是涉及形式化或象徵化的部分，一概被視為是對真實「人生」的疏離。故而提倡「人生的」「人性的」，或「人生化」「人化」的運動，這一個脈絡以傅斯年及《新潮》這一系為代表，而為近代思想史界所忽略。傅斯年提倡「人的文學」、「人」的學問、「人」的一切東西，並以此為標準批判一切古代的學術、文化，乃至古時日用人生的各個方面。多年前在我發表的〈從「新民」到「新人」〉一文中，便提到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一種把「人」引號化的現象，而這引號化現象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傅斯年等不約而同地將「人」引號化。中國人不算是理想中的「人」，尚未到作「人」的時候，對傅斯年而言，中國正鬧著「人荒」，中國人缺乏「人」的思想、「人」的感情，尚不能「抬高人生的文學」。此外，錢玄同、傅斯年等經常提到，當時雖然是「中華民國」，但老百姓全然沒有一個民主共和國標準下的「人」的境界。他主張「就人生論人生」，認為個性的、日常的、真正的人生，合於現今社會人情的「人生」是中國所未有的，甚至認為中國人本無生活可言，寄望用合於人生的白話文學，以「造就那個未來真中華民國的國民」。而且在他所主編的《新潮》中，有一批圍繞著「人生的」或「人生化」的文章，討論文字、思想、教育、道德（羅家倫、何思源、葉紹鈞、俞平伯等）等各個方面，它們無不在響應「人生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氏從上述標準出發，談人生問題、談人的文學，強調文學的任務是「人生」的表現與批評，反對非人的、反人性的文學。乃至於談心理改革、哲學改革、政治、社會改革等各方面的問題，這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思想的一條重要線索。我們今天或許會覺得平淡無奇，但在當時這是一個銳鋒。

以下略舉數例。在〈中國文藝界之病根〉中，他說：「中國美術與文學，最慣脫離人事，而寄情於自然界。」他認為「舊文字」是不合人性的，在〈怎樣做白話文〉中說：「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學代替他，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道理。」在申述新文學的最終理想時，他強調：「所以我們對於將來的白話文，只希望他是『人的』文學。」在〈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中，傅斯年檢討中國的思想方式，他說：「要不如中國之遠離根本，瀰漫皆是。」又說：「中國學人，不認個性之存在。」在批評舊戲時，他也是不滿它「不近人情」。

此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傅斯年有幾篇突出的文章，是指導人們「如何做」的。當許多人都困惑於應當如何做白話文時，傅斯年發表了〈怎樣做白話文〉；當人們困惑於什麼才是「人生」時，傅斯年則在《新潮》中發表〈人生問題發端〉及〈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在這些文章裡他斬釘截鐵地告訴人們「歐化」即「人化」，又說「人生」的信條應該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梅家玲
編輯凡例
導言╱王汎森

輯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

文學革新申義
文言合一草議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
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
戲劇改良各面觀
再論戲劇改良
《新潮》發刊旨趣書
中國文學史分期之研究
怎樣做白話文
人生問題發端
《史記志疑》清梁玉繩撰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撰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萬惡之原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社會：群眾
社會的信條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輯二　學術論著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與顧頡剛論古史書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
考古學的新方法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
大東小東說
論所謂五等爵
夷夏東西說
周東封與殷遺民
《城子崖》序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

輯三　政論

陳獨秀案
政府與提倡道德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論張賊叛變
西安事變之教訓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宋子文的失敗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自由與平等
蘇聯究竟是一個什麼國家？
我們為什麼要抗俄反共？
共產黨的吸引力

輯四　教育

教育崩潰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臺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

傅斯年生平與著作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