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研究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狀態，以「後現代」命名之。它指的是經歷了各種變化的文化處境，這些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影響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在這裡，我們將通過與敘事危機的比較來定位這些變化。　　科學在起源時便與敘事發生衝突。用科學自身的標準衡量，大部分敘事其實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學不想淪落到僅僅陳述實用規律的地步，只要它還尋求真理，它就必須使自己的遊戲規則合法化。於是它製造出關於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論述，這種論述就被叫作哲學。當這種後設論述明確地求助於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某個大敘事時，我們使用「現代」一詞指稱這種依靠大敘事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　　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後設敘事的不輕易相信看作是「後現代」。後現代知識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增強我們對不可共量的承受力。它的根據不在專家的異質同構中，而在發明家的平行建構中。本書特色　　李歐塔，「後現代主義之父」的法國思想家　　本書為研究後現代社會與後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

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　　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後現代理論」的領導者。出生於凡爾賽，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學畢業後，1950-1952年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高中擔任哲學教師。1954年擔任社會主義期刊《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阿爾及利亞分支成員。1960年代回到法國後任教於巴黎大學、南特大學。1964年成為《工權》（Pouvoir ouvrier）的編輯委員，1966年離開。1968年參與法國的「五月風暴」學運。1970年轉至巴黎第八大學，至1987年皆為榮譽教授。接下來20年於世界各地講學，包括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霍普金斯大學、耶魯大學、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巴西的聖保羅大學等。1998年4月21日，因癌症病逝於巴黎。　　1979年，他接受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之邀，完成了當代文化和知識變化的研究報告書《後現代狀態》。其他著作有：《現象學》（1954）、《論述．圖像》（1971）、《力比多經濟》（1974）、《正義遊戲》（1979）、《衍異：論爭中的言辭》（1983）、《非人：時間漫談》（1988）、《海德格爾與猶太人》（1988）、《壯美分析的課題》（1991）等。審訂者簡介林志明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體系研究博士，目前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專任教授、台灣大學兼任教授，並曾三度受邀至巴黎第七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影像研究、美學及法國當代思潮。同時也是許多重要歐洲當代思想家的翻譯者，譯有《布赫迪厄論電視》、《塞尚：強大而孤獨》、布希亞《物體系》、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余蓮《本質或裸體》（合譯）和《功效論》等書。 譯者簡介車槿山　　法國圖盧茲第二大學文學博士，巴黎第八大學完成文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推薦序為《後現代狀態》所寫的十五條片段　　臨時契約　　「不論在職業、情感、性愛、文化、家庭、國際關係等方面，還是在政治事務中，臨時契約都正在取代永久的制度。」（《後現代狀態》，第十四章）如果李歐塔這個主張仍然而有效，閱讀作為一種「契約」，它應該更是臨時的。那麼寫作呢？那麼翻譯呢？　　曾有一段時間，法國思想中有一股書寫片段（fragments）的風潮，巴特和布希亞實踐過它，德希達曾解構它，德勒茲和加達希創造了它的新形式……用這樣的文體來書寫《後現代狀態》的中譯傳統體版審定者序言，至少有個好處，那便是它較能符合後現代的拼貼風格；或許另一個好處是，如巴特所說：「至少它是短的」。另外，我也希望他能更靈活地允許我書寫，如書中所言，異質和異態的陳述。　　後現代？還沒過去嗎？　　要打開這本書讀下去，除了隨意翻閱瀏覽所產生的樂趣和遭逢（「有個東西吸引住我往下看」），也需要一些理由，其中之一是回答這個問題「後現代？還沒過去嗎？」　　校修完這部譯本的「感想」不少，其中有一些較帶情感性質：這部著作應是我讀大學的時代（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英雄之一，記得當時書中第一章第一條註解所提到的哈桑還來台大演講（雖然我們馬上要面臨一個理論上更加複雜與混亂的年代，但那時的理論發展似乎很有跡可尋：現代─後現代、結構─後結構〔或解構〕）。如今，成書超過三十年後，一本至少是台灣讀者比較能讀的譯本終於要面世了，再加上這過程的確要和相當困難的文本長時間的搏鬥切磨，結束校修工作時，是一種澎湃的心情，雙重的「終於」。　　三十多年後，是不是有點晚了呢？我是不是只在為那已逝去的年代作交代呢？　　由許多線索來看，後現代作為核心議題已經成為過去的現象，比如克勞斯（R. Krauss）繼承班雅明而來的可複製性和原創性問題、布希亞提出的現實消退的感受、詹明信所提出的後現代風格（拼貼、懷舊、跨界混種等），這些線索延伸到目前，感覺力量都在消退中。　　不過就像班雅明所說的，時代的糖衣化掉以後，一部作品的真理內核便顯現出來。　　每一個時代都應用它自己的問題和角度，提問式地重訪文本，而經得起這樣閱讀的，一再能夠對不同時代產生意義的，才是真正的經典。　　由這個角度，《後現代狀態》不但仍然是部經典，甚至是一本「有用」的書：它很早便觸及了台灣知識界最近這十多年來的焦點問題：全球化、數位文化、知識和教育的轉向。　　副題　　學術論文看多了，常會發現有副題的時候，副題往往比主題更為實質，更加是文章的真正焦點所在。讀者也不妨用這樣的方式來介入這本書：主題往往是高瞻遠矚、氣勢恢宏的，比如本書的「後現代狀態」，而副題就很可能是更明白地說出全文關注的對象、主題和具體案例。這本書的副題「關於知識的報告」顯然和它發生的源由有關：它原先是李歐塔應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學委員會主席所邀，寫作給該委員會的報告，主題是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由這個源由來看，這本書本來就預設為一本「有用」的報告──「有用」這問題也將纏繞著此書有關現今知識「狀態」的解說：「專業學生、國家或高等教育機構提出的問題不論明確與否，都不再是：這是否真實？而是：這有什麼用？」（第十三章）　　連結這副題，我們也可將主題作更哲學性或更社會學性的理解：後現代「條件」，即一份關於後現代情境中，知識的「可能性條件」，或「生產、傳播條件」的報告。　　文體　　李歐塔在本書導論中，罕見地抱怨了他使用的文體，甚至要為採用這種文體寫作向讀者抱歉：「所餘要說的是報告撰寫人是哲學家，不是專家。後者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而前者卻不同。一個人是在總結，另一個人是在發問，這是兩種語言遊戲。它們在這裡被混淆了，結果都進行得不好。」（導論）　　一份給機構參考的專家報告，其實往往不只是「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而是作出主題的各種分析，提供選項：如果採取某一選項便可能會如何，採取另一選項又可能會如何。這樣的專家意見只是給決策者「參考」，但並不代為決策。另一個特色是因為決策者往往不會有許多時間來閱讀吸收，報告本文會相當精簡，細部用附件或註釋呈現。前一個特色顯然是李歐塔較不熟悉或接受的，他不只是在作已知的現狀總結和選項提供，而且是很有立場地探討了知識的後現代性（明顯表現於他爭辯性地處理了哈伯馬斯及對魯曼的批判），這尤其可見於本書的最後兩章。後面一個特色表現在此書大量的註解之中，這些註解大部份是對當時文獻的大量引用或列為參考，今日除了思想史研究價值外，是否對讀者有用很難說。這些註解使得全書正文雖得以簡短，但另一部份變得很沉重，因此中譯本雖然大多是很實在地呈現了它們，但對一些參考書目的法譯本提列就加以省略了。　　全球化　　由今天的眼光來看，《後現代狀態》這本書和當前問題的高相關性，表現在它很早就洞見全球化情境的產生以及它和知識狀態間的關係。由導論一章的後半段開始，這觀察先以後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的一項特色始，那便是知識融入生產力的格局。由國家的角度，掌握知識力量顯然和權力競爭有關（李歐塔的世界觀是一個對抗競爭普遍化的世界），然而知識所屬的頭腦或才智，是否便從屬於國家呢？相反地，國家的官僚化傾向，是否往往成為知識進展的阻力？而且如果認為資訊必須十分豐富又易於解讀，社會才能生存及進展，這種「溝通透明性」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構可能發生衝突，而作為全球化特徵之一，跨國企業更是和國家競爭知識擁有者的地位。這些狀況促使國家必須重新思考它自己在知識問題的地位和作用。　　李歐塔像是預見我們時代主要問題般地看出，透明性問題和自由主義是相類同的。在著重流通沒有阻礙、去除國家管控的意識形態下，所獲得不只是利益的極大化，而是少數人的利益極大化。於是他也指出，自由主義雖著重流通，但這不妨礙它將資金分級，一部份用作投資，一部份用於償債，知識也有類似的情況。也許第一章最後這個類比有點難解，但看到第十二章末了時便會清楚：知識的生產和技術的擁有越來越相關（而這往往需要資金投入，而且資金越多，就越佔優勢，見第十一章分析），但在知識的傳遞面，教學卻被區分為「簡單的」再生產和「擴大的」再生產，也就是說，一部份的機構負責了專業能力方面的篩選和複製，另一部份則鼓勵想像，提升發明，大眾化和內部平均的貴族化教育分道揚鑣，而且後者不一定從屬於大學。　　李歐塔提到的這些現象，在今日的台灣應也得到印證，比如頂尖大學的設立，及其背後要將大學分類為研究型和教學型的政策走向便很可能是一個良好的例子。　　數位文化　　除了在全球化的議題上，本書可說是很早即已著力，並且提出今日仍有效的觀察，對於數化化、數化文化對於知識產生的作用，本書在資訊化這個名稱下著力更深。雖然書成於一九七九年，對於個人電腦的普及、電腦網路的發展這些攸關人類文明和生活方式演進的重大變化都無法親見，但《後現代狀態》在對未來學提出不確定其地位的疑慮之後，仍對知識的未來進展，尤其是在傳遞面，提出深具卓見的看法，而且並不流於片段，和全書的討論方式能夠深度契合。　　對於數位技術如何影響知識，李歐塔的討論是由知識的傳遞切入的：如果傳遞的只是一套確立知識的儲備，那他認為教學的景像很可能不一定是教授面對沉默的學生大聲講授一堂課，而是教學被整合到記憶體中，由機器來完成。對於這種機器取代人的遠景，李歐塔其實並不以人文主義立場加以批判，一方面過去的大敘事消退了，只留下提高產出能力的標準並造成知識商品化的市場邏輯，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不會面臨末日，甚至正好相反，它成為收購的對象（第十二章）。　　但這種「有用」、「效能」的邏輯是否便是未來大學教學的全部？由另一方面，李歐塔的解答也仍值得大學中的各成員（包括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深思：知識傳遞的不只是資訊，教學的目標至少還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由語言遊戲的角度來看，如果資訊是處於不完全狀態，優勢是屬於可以獲得補充資訊的人；但在資訊完全的階段，產出能力的提升便來自對資料的新整理方式，也就是在遊戲中產生新的「動作」的能力，其內涵是連結先前分離的系列，或是組織原先分散的部份而為整體，而這便是「想像」。　　由李歐塔的主張來看，數位化使得知識傳播的載體改變，並且進一步產生了解放，因為教學要務由傳遞給學生一套既成知識的負擔，轉向培養他們利用既有豐富的資訊產生問題解決的能力。　　當然這是理論性的說法，其中需要實質的條件才能達成，比如資訊的完全程度在各語言中不見得相同，而我們知道，在號稱無邊界的網路空間中，語言仍然是邊界。　　大學何去何從　　閱讀此書，甚至教授此書的過程中，我常感覺它對我們當前的高等教育根本問題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線索。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份「報告」原先便是份要提交給大學委員會參考用的研究。除了剛才提到的教學變化之外，其中亦涉及是大學是要著重教學或是著重研究的爭論。這個問題，因為本書的主要提問是知識在後現代情境中的地位為何，尤其著重了它的合法性問題，獲得了一個很有歷史深度的解答。李歐塔在本書第八章重新審視了研究型大學如何起源於十九世紀初的現代德國，並分析了當時作決策的教育部長洪堡的綜合性思想如何發展到黑格爾以「精神」的生命開展來統合各學科關係及與人民間關係。在這樣的思想中，作為思辨精神居住地的大學充滿了理想，也是知識自身合法性的來源：「是它才能說出什麼是國家，什麼是社會」。　　對於這個知識合法化的說法（本書所謂大敘事的一種），其衰弱有可能被視為前面提到兩個環境因素（科技飛躍發展和資本主義的重新佈署）所造成，但李歐塔在接下來的第九章很快地擺脫這兩個線索，雖然也沒有否定它們。原因是因為知識的去合法化問題發生的更早。這個過程被視為是一種內在的侵蝕，首先在思辨的層面，原先的統合性受到質疑，學科間界線在變動，有新生也有消失，甚至重疊也在邊界上出現，〔十九世紀〕末大學甚至漸漸被剝奪了研究責任，因為受到既有的思辨敘事窒息，不能因應新生的複雜情況。接下來的情況，就是以產出能力作為標準的新視野（後現代視野）接收了知識的生產和傳遞，也就是研究和教學兩端。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產出能力標準根據的只是力量論述，在研究部份它造成技術凌駕科學，在價值面它傳統上受到懷疑（強大、公正和真實之間有其區分）但由於命令的可執行性考量被放入考慮，這種合法化便不再是道理上（敘事中的道理）的合法化，而是以事實造成的合法化。　　大敘事與後設敘事　　一個針對本書可能提出的質疑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大學）知識合法化敘事由創立到衰頹，其本身不也是一項大敘事？如果李歐塔認為後現代的特徵是大敘事的衰頹，那麼他是否自相矛盾？　　回應這問題的一個方式是要仔細去看全書對於兩個很接近的詞語，即大敘事（grand recit）和後設敘事（metarecit）間的區別。大敘事如果是就知識合法化敘事的規模而言，後設敘事便是特別指它的功能：知識以一〔大〕敘事來合法化其自身。因此，當導論出現「大敘事」這字眼之後，隨之而來，對後現代的定義是「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後設敘事的不輕易相信看作是『後現代』」。敘事性知識本身並未消失或衰頹，衰頹的是一些可歸於「現代」的，具有為知識進行合法化作用的後設敘事（知識以敘述的方式談論自身的合法性）。　　另一個回應的線索則離開了敘事的問題，如果我們確立本書主要的問題是後現代情境中，知識的地位，即其合法化問題，那麼或者如前面所說的，產出的邏輯不再說故事，而是用實力證明自身；或者，以更專業哲學的方式，透過語言遊戲、語用學分析等工具，李歐塔認為後現代科學已把自身的合法性問題納為其對象，成為一種對規則論述具有明確內在性的論述（第十三章），而且這是一種「局部決定論」（導論）及「局部共識」（第十四章）。　　產出的邏輯　　國家追求競爭力排名，大學追求全球排名，產出的邏輯取代原有的目標。這些目標原先由大敘事設立：啟蒙、普遍的和平、客觀精神的開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累積，而敘事令我們能知道自身在此一歷史中的位置。對於產出的邏輯取得上風，我們很可以使用像是批判理論對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離、異化那樣的討論方式來進行批判。甚至更進一步地指責晚期資本主義的收編知識或新自由主義利益極大化的不負責任。但這些看來都不是李歐塔自身的立場，他似乎只是很冷酷地分析及觀察這些現象。　　李歐塔對盛行的產出邏輯的態度究竟如何，精密的觀察應可見於他對德國社會學家魯曼的系統理論進行的評價（集中於第十四章）：在這裡，他並不像針對哈伯馬斯那樣，立刻提出反對性的論點，反而是很小心翼翼地考量對方的理論，進行正反辯證。雖然他不認為魯曼的系統論可以符合科學運作的方式（基本上科學的發現具有不可預測性，永遠只有局部的確定性），但仍然考量他的兩個論點，降低複雜度及使個人願望與系統相符。對於第一個論點他表示贊成，但他批判了第二個論點，也就是這可能造成決策者認為自身與社會系統同一，而產生了傲慢與盲目。類似於此，對於產出的邏輯在知識中的盛行，李歐塔也不認為全無好處：『它在原則上排除了對形而上學論述的依附，它要求放棄寓言，它需要清晰的頭腦和冷漠的意志，它計算互動而不定義本質，它不僅讓「遊戲者」承擔提出陳述的責任，而且還讓他們承擔這些陳述為了被人接受而必須服從的規則的責任。』雖然有這些好處，但它帶來了知識上的恐怖主義可能（剝奪異議者參與遊戲的威脅），以「正義」為名，李歐塔最終否定了這種邏輯。　　哲學綜合科技學院　　如果由大學的實際問題出發，這本書除了現況、趨勢的分析和批判外，究竟提供什麼樣的不同選項呢（alternatives）？答案似乎很薄弱，也很隱微，它隱身在一個註釋之中，這是第十章的第133個註，那時李歐塔論及思辨哲學合法化功能的消失及連帶地哲學在大學中的地位重新受到佈置，他說：「大學哲學在全部人文科學中的重新定位是很重要的，它遠遠超出了專業的憂慮。我們不認為從事合法化工作的哲學必然滅亡，但它可能只有通過改變它與大學體制的關係才能完成這項工作，至少是推動這項工作。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參見《哲學綜合科技學院規劃》（Projet d’un 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hilosophie）前言，巴黎八大哲學系，一九七九年。」就我所知，這份計畫只存在於打字稿狀態，但我們略可重構其運作方式：在一九六八年傅柯、德勒茲、李歐塔、夏特雷及謝黑一起創辦樊尚大學哲學系時，他們採用了一個非常前衛的作法，拒絕給學生分數或提供任何學業進展機制。【 】再加創系時期即開始的極左傾向（教師包括阿杜塞的學生毛主義者巴迪烏、洪希耶、托洛斯基主義者韋伯及代表共產黨的巴里巴），結果是學系的文憑不被教育部承認為國家文憑，一直到一九八○年大學遷離樊尚成為巴黎第八大學為止（實際的「正常化」年代由一九八五年開始）。【 】在這期間，「哲學綜合科技學院」顯然是他們發明來保存哲學自由的一個計畫構想。在導論一章的最末，李歐塔也提到：「總之，我們將此報告題獻給巴黎第八大學（樊尚大學）哲學綜合科技學院（l’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hilosophie），在這個非常後現代的時刻，這所大學有可能消失，而這所學院則有可能誕生。」我們知道，這所大學沒有消失，但遷移及轉型；學院本身則沒有誕生，但一九八三年由德希達和夏特雷等人一起創立的「國際哲學學院」（Colla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則很可能是它的一個現實的回應，李歐塔繼任德希達成為此一學院的第二任院長。　　語言－遊戲　　有關於知識的進展，除了社會學式地分析其條件和方式之外，也需要哲學地界定什麼是知識的進展。在這裡，李歐塔由維根斯坦那裡借用來語言遊戲概念，加以改造之後，更著重遊戲的成份，提出一個後現代式的定義。這個定義為「創造」提供了一份解說，值得重視：『遊戲中採用的「動作」的可接受性（引入的新命題）取決於對話者之間的契約。由此也出現了知識中兩種「進步」的差異，一種對應於既定規則範圍內的新動作（新論證），另一種對應於新規則的發明，即對應於遊戲的改變。』（第十一章）後一種改變是革命性的，但由於它直接針對提問的方式，不容易獲得最低限度的共識，因為它將改變建立共識的遊戲規則本身。提出這樣的「遊戲動作」的學者，可能數十年中都受到忽略和壓抑。（第十四章）　　本書最後談到的吊詭和平行建構，正是這樣一種遊戲革命所必須經歷的。它的例證，比如第十三章所談及研究不穩定性的科學，正是把產出和效能邏輯賴以支持的系統穩定性（可預測性）進行根本的質疑。　　由那裡開始讀　　閱讀一本書，當然由最前面的地方開始讀是正當的（這也包括各位眼前這篇序言）。不過，會有這個問題，也是因為由另一個地方開始，對本書而言可能是不錯的作法。雖然這是寫給大學委員會的報告，探討當時最為發展國家中知識地位的問題，但直到第九章開始，也就是全書後半的章節，本書才直接地進入了這個明確的主題。前面的八章，除了背景、問題的指出，主要便是方法面的探討。因此我也建議讀者可由第九章直接開始，這樣會很直接地和具體主題相遇，而一旦在理論、基本概念、術語方面有所不解時，可再回到前面的部份進行瞭解。　　資訊完全時代的翻譯工作　　相對於李歐塔所提資訊完全時代的教學，我想這樣的環境也對翻譯工作產生了改變。過去譯著提供讀者某種百科全書式的簡短註釋可能是必要的，現在，則令人覺得越來越沒有必要，因為讀者只要在電腦中輸入他所不瞭解的一些專有名詞、術語，往往就可以由網際網路中得到各種程度的資訊，而且其靈活度和幅度遠超過紙本所能收載。因為這樣的環境變動，再提供這樣的譯註已顯得沒有必要，尤其是對這本本身註釋已非常多的書籍而言，因此有一些或許可以加註協助讀者理解的地方（比如第十三章的許多科學探究），我在校修的過程都決定加以省略。　　另一類型的譯註，則是說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作的一些翻譯選擇，它們的確是有必要對讀者交待，但還好這裡數量不多（台灣─大陸間的習慣用語變換就不交待了）。其中重要的有三：　　一、「產出」與「產出能力」，前者用來譯performance，後者用來譯performativite。在本書的語境裡，這個字眼原有語言學裡「語言能力」（competence）和「語言表現」（performance）間的關係，但直接譯為「表現」則常不能達意，更易在上下文脈絡中引發誤解。大陸譯本原來的譯法是「性能」，但這有點無法區分這兩個層面。原本我選擇了「續效」來翻譯，但第二個相關辭即performativite很難由此導出。多方考慮下，於是有了目前的譯法，算是差強人意的解決方式。　　二、paradoxe的原來的譯本中譯作「悖論」。雖然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譯法，但它的負面意義太強，而反向的譯法「似非而是」不但長而且又過於正面，於是選擇台灣較通行的「吊詭」。　　三、paralogie原先意指一個由錯誤前提所進行過程正確的推理，原先的譯法為「誤構」。雖然這樣的理解本身不能說有錯，但它正好不是李歐塔運用語言遊戲和公設系統所談的。照李歐塔的說法，paralogie在原先的語言遊戲中看來是前題錯誤的，但這便是科學進展在革命性階段的命運，因此我試譯為「平行建構」（原也有考慮「平行邏輯」）。　　校閱者的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把許多名詞和說法修訂為台灣讀者熟悉的方式，也把原先北京出版的譯本中較沉重的句法改寫作較易讀的方式，另外也修訂了一些可能引起誤解的譯法。本書先前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另有兩個譯本，可惜是不成功的嘗試，但這的確是一本不容易中譯的書。車槿山的譯本可看出是力求詳實的翻譯，目前的校修的譯本建立在他先前的工作基礎上。　　後續　　這或許是一本理論上有其難度的書，但如果閱讀結果就是回到原先就已是被簡化的主張「大敘事的消亡」，那麼就有點吊詭。一個解決這問題的方式是繼續譯出李歐塔後面所寫的《為兒童們解釋後現代》。這本書只看書名會以為是一本極為簡單的、教育性質的書──這種書名在法文十九世紀就有，是普及知識的作法──其實這本書真是由寫給許多不同城市兒童的信件所組成。如今這些當年的兒童都已經長大成人（原書副題為一九八二─一九八五通信，出版於一九八六年），這書會由一本為未來準備的書改變為寫給現在的書嗎？這應是令人有興趣一讀的原因之一。林志明導讀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狀態。我們決定用「後現代」命名這種狀態。這個詞正在美洲大陸的社會學家和批評家的筆下流行，它指的是經歷了各種變化的文化處境，這些變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影響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遊戲規則了。在這裡，我們將通過它們和與敘事危機的關係來定位這些變化。　　科學在起源時便與敘事發生衝突。用科學自身的標準衡量，大部分敘事其實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學不想淪落到僅僅陳述實用規律的地步，只要它還尋求真理，它就必須使自己的遊戲規則合法化。於是它製造出關於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論述，這種論述就被叫作哲學。當這種後設論述明確地求助於諸如精神辯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主體或勞動主體的解放、財富的增長等某個大敘事時，我們使用「現代」一詞指稱這種依靠大敘事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例如，如它進入了理性精神間可能形成一致意見的視野中，具有真理價值的陳述在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建立共識這一規則便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啟蒙敘事，在這一敘事中，知識英雄為了一個高尚的倫理－政治目的而工作，即普遍的和平。我們可以通過此一個案看出，用一個包含歷史哲學的後設敘事來使知識合法化，這將使我們對支配社會關係的體制是否具備有效性產生疑問：這些體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義同真理一樣，也依靠大敘事。　　簡化到極點，我們可以把對後設敘事的不輕易相信看作是「後現代」。不輕信無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但這種進步也以不輕信為前提。與以後設敘述進行合法化的配置的衰落相對應的，明顯是形上哲學和依賴於於形上哲學的大學體制所出現的危機。敘述功能失去了自己的功能作用元：偉大的英雄、偉大的風險、偉大的曲折過程以及偉大的目標。它分解為敘述性語言元素的雲團，但其中也有直指性語言元素、規範性語言元素、描寫性語言元素等，每個雲團都帶著自己獨特的語用學價值項。我們大家都生活在許多語用學價值項的交叉路口。我們並不一定構成穩定的語言組合，而且我們構成的語言組合也並不一定具有可溝通的性質。　　因此，正在到來的社會基本上不屬於牛頓的人類學（如結構主義或系統理論），它更屬於語言粒子的語用學。語言遊戲有許多不同的種類，這便是元素的異質性。語言遊戲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體制，這便是局部決定論。　　然而，決策者嘗試採用一種輸入輸出模式，按照一種包含元素可共量性和全體可決定性的邏輯來管理這些社會性雲團。由於他們，我們的生活註定要獻給力量的增長。不論在社會正義問題上，還是在科學真理問題上，權力的合法化都是優化系統產出，即優化效率。在我們的全部遊戲中實施這一標準將帶來某種或軟或硬的恐怖：你們應該成為有操作性的，也就是可共量的，否則就消失吧。　　這種最佳產出邏輯大概在許多方面都不一致，尤其是造成了社會經濟領域的矛盾：它既希望勞動更少（以便降低生產成本），又希望勞動更多（以使減輕社會對非勞動人口的負擔）。但不輕信從此已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我們不能再像馬克思一樣指望由這些矛盾中出現一條拯救之路。　　不過後現代狀態與幻滅無關，也與去合法化的盲目實證性無關。在後設敘事之後，合法性可能存在於什麼地方呢？操作性標準是科技性的，它不適宜用來判斷真理和正義。合法性是否像哈伯馬斯（J. Habermas）設想的那樣存在於通過討論而達成的共識中呢？這種共識違背了語言遊戲的異質性。發明總是產生在分歧中。後現代知識並不僅僅是權力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們對差異的敏感性，增強我們對不可共量的承受力。它的根據不在專家的異質同構（homologie）中，而在發明家的平行建構（paralogie）中。　　這裡展開的問題是：一個社會關係的合法化，一個公正的社會，是否可能依照一種類似科學活動的吊詭（paradoxe）來實現？而這種吊詭又是什麼？　　下面的文本是應時之作。它是應魁北克省政府大學委員會主席的要求而提交給該委員會一份有關最為發展社會中的知識的報告。主席還友好地允許這份報告在法國出版：他應受感謝。　　所餘要說的是報告撰寫人是哲學家，不是專家。後者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而前者卻不同。一個人是在總結，另一個人是在發問，這是兩種語言遊戲。它們在這裡被混淆了，結果都進行得不好。　　哲學家至少可以自我安慰地設想，在他之後，人們會對哲學和倫理－政治學的某些合法化論述作出形式及語用學分析，這種分析也是此報告的基礎。他已經用有點帶有社會學色彩的角度引入此一分析，這使它變得簡短，但也使它獲得定位。　　總之，我們將此報告題獻給巴黎第八大學（樊尚大學）哲學綜合科技學院（l’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hilosophie），在這個非常後現代的時刻，這所大學有可能消失，而這所學院則有可能誕生。

導論第一章　場域：資訊化社會中的知識第二章　問題：合法化第三章　方法：語言遊戲第四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現代的另一選項第五章　社會關係的性質：後現代的視野第六章　敘述知識的語用學第七章　科學知識的語用學第八章　敘述功能與知識合法化第九章　知識合法化的敘事第十章　去合法化第十一章　研究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第十二章　教學與通過產出能力達到的合法化第十三章　研究不穩定性的後現代科學第十四章　以平行建構進行的合法化